定性之争：侵占罪还是盗窃罪

李翊


一、案情
犯罪嫌疑人凤某，女，24，汉族，中等专科学校，无业人员。
2002年5月1日犯罪嫌疑人凤某在朝阳区建外大街租了一套一居室的房子（租住期为一年），后于2002年5月27日将该住房转租给事主于某（租住期为六个月），于某住进后，犯罪嫌疑人凤某以其房子装修为名，经于某同意后两人暂共住一处，2002年6月1日于某出差，之前允许凤某使用她放在客厅的笔记本电脑（价值15000元）上网。2002年6月8日，在于某出差期间，犯罪嫌疑人凤某以该笔记本电脑是自己的名义，卖给熟人魏某后获利2000元，离开该住处。事主于某2002年6月11日发现笔记本电脑丢失后报案。
二、分歧：
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在定性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凤某的行为构成侵占罪，另一种意见认为构成盗窃罪。
支持侵占罪的人理由是：其一，于某同意犯罪嫌疑人凤某使用其电脑是基于信任，因而在于某出差期间凤某对于某电脑的使用事实上转化为一种合法保管关系；其二，凤某产生非法占有于某电脑的犯意时，电脑已经在其控制范围之内；其三，凤某非法占有于某笔记本电脑后，拒不退还，表现在手机突然停机，以致使事主无法联络；其四，凤某趁于某出差之机，将于某笔记本电脑公然从住宅内搬走并出售，其行为并非一种秘密窃取行为，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盗窃罪的典型特征。
支持盗窃罪的人理由是：首先，犯罪嫌疑人凤某具有非法占有他人电脑的主观故意；其次，犯罪嫌疑人凤某趁于某出差之机，实施了秘密窃取的行为，这种秘密性是相对于于某而言的；最后，犯罪嫌疑人凤某对事主的电脑只是事实上的使用，这种使用并不能推定为合法的保管。而且于某对于自己住宅内的电脑也没有丧失控制。
可见，两种观点争执的焦点在于：一代为保管的合理范围如何界定，这是本案准确定性的关键所在；二犯罪嫌疑人凤某产生犯意时，事主的笔记本电脑是否在其控制范围内，其中“控制范围”应如何界定；三盗窃罪中的“秘密窃取”应当如何理解。
三、研讨
（一）何谓“代为保管”
“代为保管”，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代”，即代替、代理的意思；“为”，表示行为的对象，即行为人之外的他人，合并起来即“行为人代替他人保管”的意思。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引用这样的词语，如甲对乙说：“丙走的时候把手机落在你那儿了，你先帮他收着，先代为保管着。”或者丙打电话给甲说：“我出差走得匆忙，忘了收衣服，你先帮我收着，先代为保管着。”可见，在现实生活语境下的“代为保管”一词，不仅指行为人经他人委托而代为保管他人财物，还包含虽未经他人委托而基于某种事实自行代为保管他人财物。但法律语境下的“代为保管”是否同于社会生活语境下的“代为保管”的含义呢？由于我国刑法没有对其加以特定化的解释，所以学理上对“代为保管”一词的含义众说纷纭。“代为保管指受他人委托暂时代其保管”， “代为保管是接受他人委托或者根据事实上的管理而成立的对他人财物的持有、管理”， “代为保管应理解为占有，即对财物具有事实上或者法律上的支配力的状态，只要行为人对财物具有这种支配力即可”， 尽管学者们的表述不同，但根本分歧也只有一个，即代为保管是仅限于财物所有人或占有人主动委托行为人保管，还是同时包括行为人未经委托而自行保管他人财物。笔者认为前种观点应当得到赞同，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如果将基于某种事实的自行保管他人财物也作为代为保管的一个内容的话，这个罪名容易扩充为一个“口袋罪”，进而违背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原因在于，对于“事实”的理解不明确。行为人持有他人财物，都有一定的原因，或者基于诚实信用的受托保管；或者基于雇佣关系的使用持有；或者基于服务关系的使用持有，在这些情况下，行为人一旦产生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念头，都有可能推定为是一种“保管”，“事实”一词就成为刑法条文中进行类推解释的突破口，从而演化成为司法者自由擅断的砝码，进而违背了新刑法刚刚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
第二，如果将基于某种事实的自行保管他人财物纳入到“代为保管”的内容中，则会使得大量案件在定性时发生困难，不利于司法操作。由于前文提到的对“事实”的含义缺乏明确的界定，因而某些案件到底应认定为侵占罪还是盗窃罪等财产型犯罪存在摸棱两可之处。最典型的案例如小保姆非法占有主人家财物的行为，如果将代为保管的意义作扩大化理解的话，很容易将小保姆的行为界定为侵占罪，理由是，小保姆基于一种雇佣关系而自行保管主人家的财物，在保管过程中突然产生歹意，意欲据为己有而拒不退还，这种行为显然符合刑法规定的侵占罪的犯罪构成。可见这种情况已经把“代为保管”的含义在无形中扩大化了。而事实上，从小保姆受雇佣的事实很难推定为一种保管关系，主人没有必要把在自己家中的财物进行委托。所以，对于“事实”的推定不一的话，很容易导致案件在定性上出现分歧，增加了司法实践的难度。
因此，笔者以为，侵占罪中的“代为保管”应当明确界定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并具有明确意思表示的委托而保管他人财物的行为。这里的意思表示可以是口头委托，也可以是书面委托。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凤某对事主电脑的使用显然不同于保管，原因在于：证据显示事主并没有书面或口头委托凤某对其电脑享有保管权，只是出于友好的允许她使用。没有这个前提，凤某的行为就无法认定为侵占罪。
(二) 何谓“控制范围”
侵占罪的重要特征即：侵占犯罪的故意是在持有他人财物之时或之后产生的。所以确认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当时财物是否在其控制范围内也是认定是否构成侵占罪的重要环节。控制范围，是指对财物行使控制权所涉及的有效空间。根据控制的有效程度不同，所有人对财物的控制一般两种情况：一种是事实控制，一种是可能控制。事实控制是指财物受到实际支配的状态。凡是有特定范围的场所，物主的控制能力及于该场所内任何地方，里面的任何财物，不管是动产还是不动产，都处于其实际控制之下，物主对这些财物享有事实控制，如物主住宅内的所有财物都应视为在物主的控制之下。可能控制指财物不在特定控制场所内，物主表面没有控制财物，只有控制的充分可能的情形，如在野外、马路等处。只有使控制人丧失恢复控制的显然可能性才可谓使物主失去控制。在本案中，物主于某在出差期间，其放在住宅处客厅的笔记本电脑显然属于其事实控制下。在法律语境下，一个人的财物不会因他身体的离开而脱离其控制，设想一下，一旦人们离开自己的财物，就失去对财物的控制，那整个社会的财富将处于极其紊乱状态，明显不符合我国刑法保护公民财物的宗旨。所以，本案凤某并没有控制于某的电脑，电脑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它的主人于某手中，也正基于此，于某对于在自己住宅内毫无故障的电脑也就没有必要许诺委托，没有委托，也就不可能构成侵占罪。值得一提的是，有人认为，本案因为作案对象是作为可移动物的笔记本电脑，所以构成侵占。隐含的意思即：如果本案中作案对象是一固定物的话，就应认定为盗窃。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财物是否在控制范围之内，取决于所在的场所，而非以动产抑或不动产为转移。何况我国无论在立法还是理论上，都没有认为应该排斥不动产作为侵占罪的对象。
(三) 何谓盗窃罪中的“秘密窃取”
“秘密窃取”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盗窃罪的最典型特征。要具体把握“秘密窃取”的含义，应当注意以下三方面特征：一是秘密窃取行为具有主观性，即主要是行为人本人主观上自认为是秘密的，而客观上是否为他人所知，则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二是具有相对性，即行为人主观方面所认识到的秘密性是针对财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而言，而不包括其他人，第三人有无发现，不受影响；三是具有阶段性，即这种秘密性必须伴随取财的始终。倘若未得财物即被发觉，继而改用公开抢夺或抢劫的方式，应该认定为抢夺罪或抢劫罪。在本案中，相对于于某而言，犯罪嫌疑人凤某将事主电脑偷偷卖掉，就是一种秘密行为。而且从把电脑拿出到出卖，整个过程都是秘密的，没有发生任何突然变故。因此，犯罪嫌疑人凤某的行为属于秘密窃取行为。
综上，笔者以为，本案犯罪嫌疑人凤某的行为不符合侵占罪的犯罪构成，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四、处理成果
法院认定为侵占罪，建议检察院撤诉，检察院最后撤诉。

作者单位：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李翊 法律政策研究室、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硕士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西里甲七号
邮编：100026
电话：010-65094881或13681005327


国家林业局


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意见



林造发〔２００５〕７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精神，切实保护林业建设成果，保障林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现就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 统一思想认识，高度重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
１．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及地方各级政府的关心和重视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力度加大、开展有序、成绩突出。主要表现在目标管理责任制全面推行，防治工作环境日益优化，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控灾减灾能力不断加强。通过实施重点病虫害治理工程，局部减灾效果明显，通过加强监测预报和强化检疫执法，灾害预警能力有较大提高，遏制了有害生物传播蔓延。
２．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形势依然严峻。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速度的加快和国际间贸易往来的增多，林业有害生物入侵、扩散、成灾的压力不断增加。新的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频繁，威胁加剧；已入侵的松材线虫病等危险性有害生物正由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由非林区和一般林区向重点林区和重要风景名胜区蔓延；森林鼠（兔）害在西北和东北地区危害猖獗，对新造林地构成严重威胁；有害植物在西部地区扩展迅速，严重影响林木生长、更新和生物多样性；经济林、天然次生林、灌木林和荒漠植被有害生物问题日渐突出，逐步由次要矛盾转为主要矛盾。与此不相适应的是：防治技术手段落后、信息滞后、依法防治意识淡薄、防治机构队伍建设亟待加强、防治机制不适应新形势发展需求等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面临的形势仍十分严峻。
３．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是有效遏制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危害严重趋势的迫切需要，是保护生态建设成果，推进林业持续协调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减轻灾害损失，保护农民利益，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保护国家利益，促进对外贸易，提高国际地位的战略措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是林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林业重点工程的深入实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在林业工作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更加突出，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对此必须充分认识并予以高度重视。
二、 进一步明确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指导思想、 基本方针和奋斗目标
４． 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紧紧围绕新时期林业发展大局，推行森林健康。全面加强有害生物预防和防止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继续加强重要有害生物重点治理，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大力推进无公害防治，积极实施专群结合，联防联治，标本兼治，坚决遏制林业有害生物高发势头，促进林业建设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５． 基本方针。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治理，促进健康。
６． 奋斗目标。大力加强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体系、检疫御灾体系、防治减灾体系、应急反应体系和防治法规体系建设，实现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信息化，使主要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范围和危害程度大幅度下降，危险性有害生物扩散蔓延趋势得到较大缓解，扭转林业有害生物严重发生的局面，促进森林健康成长。在全国森林面积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到２０１０年，成灾率控制在４．５‰以下，无公害防治率达８０％以上，灾害测报准确率达到８５％以上，种苗产地检疫率达到１００％。
三、 全面加强预防，促进防治工作由治标向治本的根本转变
７． 培育健康森林，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纳入林业建设的全过程。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必须坚持推行森林健康理念，以培育和恢复健康森林为目标，促进形成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造林设计方案中必须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措施，同时逐步将林业有害生物发生指标纳入营造林实绩综合核查。要重视推广应用乡土树种，加强对现有纯林、低产林的改造，提高林分质量。要大力开展封山育林，保护森林生物多样性，及时清理受有害生物严重侵染的林木、火烧迹地过火林木，增强森林生态系统自身的抗逆能力。
８． 以防范外来林业有害生物入侵为重点，加强检验检疫。要建立外来林业有害生物风险评估体系，开展风险分析。严格引种审批，强化引进林木种苗检疫隔离试种和检疫监管，严防外来有害生物的传入。各地要根据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及时划定疫区，加强检疫管理，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要进一步加强产地检疫工作，从种苗产地检疫向木（竹）材及其制品产地检疫拓展。要坚持实行检疫要求制度，规范调运检疫程序，全面推行《植物检疫证书》的计算机签发和网络传送。要加强复检工作，重点是木质包装材料的复检，并经常开展检疫执法检查。要建立和完善远程诊断系统，不断提高检疫检验能力和水平。
９． 全力抓好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工作。要按照监测全面、预测准确、预报及时的要求，在完善常规调查技术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利用化学信息、遥感和生物技术等手段开展监测和调查，形成有害生物立体监测预警体系，不断提高监测预报的科学性、准确性和时效性。要扩大监测覆盖面，逐步把天然次生林、灌木林、荒漠植被及有害植物纳入监测范围。要充分发挥国家级中心测报点的骨干带头作用，进一步健全国家、省、地、县四级测报网络。地方各级监测预报机构，特别是县级机构要针对生产实际，做好有害生物的预报、通报、警报，积极发挥基层护林队伍在有害生物监测工作中的作用，引导公众参与有害生物监测和举报，建立和完善有奖举报等激励机制。
１０． 建立突发林业有害生物灾害事件应急机制。各地要根据《突发林业有害生物事件处置办法》，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要及时、准确、科学地对林业有害生物事件做出预警，做好单项应急预案。要加强应对突发事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物资储备，在组织上、技术上、资金上、物质上做好应急准备。突发事件发生后，按程序启动预案，按照属地管理、以地方政府为主的原则，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统一部署、分级联动、各负其责、协同作战。要加强应急防控人员队伍建设、技术培训和实战演练，保障应急反应机制的正常、高效运转。
四、 实行科学防控，提高重要林业有害生物治理成效
１１． 坚持开展重要林业有害生物重点治理。要以林业重点工程为主战场，继续对跨区域发生、危害严重的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实施联防联治和重点治理。其中特别是要根据有害生物的发生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强和重视灌木林、荒漠植被有害生物的防治以及鼠（兔）害和有害植物的防治。各地要加强对治理区的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实施全过程管理，建立防治工作绩效考核制，提高治理成效。在实施治理过程中，要逐步推行专业队承包除治，探索实行招投标制和施工监理制。
１２． 大力推行生物防治和无公害防治。要鼓励和引导各地采取生物防治和无公害防治措施。以食叶类害虫防治为突破口，在重点治理区，食叶类害虫生物防治率要达到８０％以上，无公害防治率达到１００％。对其他类有害生物，也要大幅度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使生物防治率达到６０％以上，无公害防治率达到８０％以上。要严格防治措施的监管，确保生态安全和森林食品安全。同时，各地要加快生物防治制剂标准的制定工作，研究无公害防治措施的标准和建立效果评价体系，将无公害防治指标纳入森林认证体系，促进生物防治和无公害防治工作的发展。
１３． 实行分类指导，落实防治责任制。根据森林分类经营和产权制度改革的要求，要逐步建立生态公益林有害生物预防和治理主要由政府负责，商品林的有害生物预防和治理主要由经营者负责的责任制度，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投入机制。已纳入重点公益林和天然林保护工程范畴的林分，要按照重点公益林和天保林森林经营的标准，切实落实防治责任制和防治经费，不断提高林分质量，确保森林功能的有效发挥。各地要进一步加强对个体造林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技术服务和指导，有条件的应当专门举办防治技术培训班，提高个体造林有害生物防治的能力。
五、 深化体制改革，促进机制创新
１４． 深化防治机构的改革。各地要高度重视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机构建设，落实人员和工作经费。各级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机构要加快职能转变，把工作重点放在贯彻国家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研究制定发展规划上，依法加强行业管理和提供服务。
１５． 完善联防联治机制。毗邻行政地区要针对同种或同类的有害生物，建立联防联治组织，开展协同防治。要坚持毗邻地区情况通报、边界插花地带属地防治和联合检查制度，及时沟通情况，协调解决防治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１６． 积极推进除治机制创新。各地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和建立新的除治机制，引导、鼓励不同所有制形式的组织或个人成立除治公司、专业队、树木医院，或以专业户的形式开展除治和咨询服务，并对相关非公有制组织予以技术支持和防治补助。要不断总结经验，加强政策研究和引导，规范管理，逐步建立起多种所有制组织共同参与，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灵活高效的新型除治机制。
１７． 建立奖励和重大责任事故追究通报制
度。对预防工作搞得好，连续多年没有发生严重的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情的单位和在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实行奖励；对在林业有害生物监测、检疫、除治工作中因工作失职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相应责任，并予以通报。同时，还要建立起重大责任事故举报制度，接受全社会监督。
六、 强化保障措施，确保防治工作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１８． 进一步加强防治工作的领导。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领导，把防治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要进一步明确防治责任，继续实行防治目标管理责任制。从２００５年起，要全面实行“双线目标管理责任制”，把“成灾率”纳入各级地方政府任期目标管理责任制，把“无公害防治率”、“测报准确率”和“种苗产地检疫率”纳入各级林业主管部门的目标考核，并建立新的目标管理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
１９． 加大科技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力度。要加大科技攻关力度，组织开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宏观战略及防控技术研究，着力解决监测预报、快速检疫检验、天敌繁育、有害生物风险评估、综合防治等技术难题。要加强无公害防治制剂的研究工作，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和新技术推广应用力度，加强现有技术的组装配套，提高防治工作的科技含量。要积极开展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林业发达国家在防治林业有害生物方面的先进理念和经验，有重点有选择地引进先进技术。
２０． 大力推进依法防治。要以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法规和与法规相配套的部门规章、技术规程、技术标准为框架，从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三个层面，加快防治法规的制（修）订工作，建立完备的防治、检疫法规体系。各地要抓紧本辖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的地方法规和地方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各级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机构要强化执法能力建设，加大执法力度，严格依照防治法规的有关规定，全面履行法规规定的各项职能，确保法规的有效实施。要建立防治执法责任制度，树立执法责任意识，强化执法监督，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挂钩的现象。
２１． 加强防治能力建设。要多渠道争取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资金，努力将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经费纳入地方政府财政预算。要配合财政部门制定、完善防治资金管理办法。要继续加强各级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机构及其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与当前林业发展、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警体系、检疫御灾体系、防治减灾体系、应急反应体系和防治法规体系。要切实加强专业技术队伍建设，强化行业培训，加快从业资格证书确认工作的步伐。要坚持中长期培养与短期培训相结合、岗位培训与技能培训相结合、专业培训与专题研讨相结合，全面提高整体素质，建立一支精干、高效、廉洁、文明的防治队伍。

国家林业局
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