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制企业有关问题的复函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成都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你局《关于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制企业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成国资工〔1993〕177号）收悉，现函复如下。
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制企业时的股权设置有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国家直接投资设立的国有企业以其全部资产整体改组为股份制公司，原企业的国家净资产折成的股份设置为“国家股”，即国家拥有的股份（下同）。原企业法人单位撤消。
第二，国家直接投资设立的国有企业以其大部分资产整体改组为股份公司，将少量非经营性资产与股份公司分离，原企业进入股份公司的国家净资产折成的股份，设置为“国家股”。原企业法人单位应予撤消，未进入股份公司的部分可组建为新的国有经济实体，明确其产权归属和产权
管理主体，逐步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或并入其他国有经济实体，重新组合。
第三，国家直接投资设立的国有企业以其部分资产整体改组为股份公司，将其余部分具有实质意义的生产经营性资产以及其他资产与股份公司分离，应区别以下两种情况决定股权设置：原企业法人单位撤消，分离部分另立实体或重新组合，原企业进入股份公司的净资产折成的股份设置
为“国家股”；原企业法人单位保留，分离部分继续由原企业拥有其产权，原企业进入股份公司的净资产折成的股份设置为“法人股”，股权由原企业持有并行使。
第四，资本金由独立于自己的另一个国有企业（行业性总公司或具有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公司除外）投入，不论是否注册登记为“全民所有制”，不论以其部分还是全部资产整体改组为股份公司，原企业进入股份公司的净资产折成的股份均设置为“法人股”。
国家股应由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部门或机构持有并行使股权（包括收益权，下同），法人股应由出资的法人单位持有并行使股权。两种股权管理方式不同，不应混淆。
一些企业在股份制试点中，将大部分生产经营性资产整体改组为股份公司，却保留原企业的牌子，由其持有股份公司中的国家股权，这种做法是不规范的，在组织结构上增加了一个层次，形成所谓的“空壳”。考虑到国有企业的实际状况千差万别，配套改革的进展很不平衡，专业化分
工、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尚有待完善，有些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分离出来的部分一时难以自立，因此，在必要情况下，可以保留原企业的名义，以便统一协调分离部分与股份公司的关系。股份公司的国家股权可以暂时委托原企业代管或者授权其行使。但这只是一种过渡性办法。从长远看
，必须积极创造条件促使其分离部分成长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原企业逐步归于消亡，股份公司的国家股权最终转归政府部门或机构直接持有并行使。
你局来函反映的情况是，经过股份制改组原国有企业已经撤消，原企业进入股份公司的净资产折成的股份设置为国家股。这做法符合股份制试点的方向，不应朝后倒退，重新恢复国有企业，更不能将国家股改变为法人股。建议你局会同有关方面对企业股份制改组时分离出来的部分加强
产权管理，明确其产权管理主体，以各种方式扶持、帮助和促进其发展为独立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如有必要，可在一段时间内以委托股公司代管，成立联合协调机构，或主要经理人员兼任两者（股份公司和分离出来的经济实体）领导职务等形式，实现统一管理和协调。



1994年2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魏诚与张平生婚姻案的处理意见

1950年9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
你院7月29日文呈字第84号来件已悉，关于张平生与魏诚婚姻案件，经研究后，特提出下面几点意见请研究处理。
一、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保护现役革命军人的婚姻关系，是从革命整体利益出发而规定的。你院在批答宁夏省院和复魏诚的信中，将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解释为“迁就政治上比较落后的战士的规定，一个干部不应等同于政治上比较落后的战士，应该坚决拥护婚姻自由”。这是很不适当的。因为第一，婚姻法第十九条的立法原则是基于革命整体利益而保护现役革命军人的婚姻关系，并非“迁就落后”。第二，革命军人包括指挥员和战斗员包括革命军队的全体成员，决不是只指战士而把干部除外，凡是现役革命军人的婚姻关系，都须依照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给以合法保护。第三，婚姻自由与保护现役革命军人婚姻关系，都是基于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这一共同原则，两者是统一的而且同是进步的，如把婚姻法第十九条解释为“迁就政治上比较落后的战士的规定”，这就使婚姻法的统一性、进步性分割了，使保护现役革命军人婚姻关系与婚姻自由的原则分割为两个对立的东西，这种对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的错误了解，很可能在工作上发生偏差，而对于魏诚来说，也将因此引起对婚姻法的错觉以至对立态度，我们从魏诚7月20日给你院的信中（魏接到你院去信后的回信）深深地体验到这一点。据此，我们意见，你院就婚姻法第十九条所作错误解释，应予必要的纠正。
二、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现役革命军人与家庭有通讯关系的，其配偶提出离婚须得革命军人的同意……”这里系指一方为现役革命军人，而另一方则不是现役革命军人，从来件中了解魏张两人同是现役革命军人，他们是一九四六年在部队里结的婚，现在还同在一个建制部队里，因之，处理魏张婚姻纠纷，首先应该协同其所属部队机关慎重研究他们造成婚姻纠纷的主客观原因，争取和好实无可能，也应努力解除他们彼此间思想上的疙瘩，然后成立和解离婚或判决离婚。
三、我们从魏诚7月20日给你院的信中了解到，魏一方面对你院关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解释表示不满，另一方面也泛指他思想上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对组织对革命及对其个人前途流露出来一种消极思想，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重视，因之你院有必要与魏诚所属兵团或军的政治机关协商的必要，从关心爱护干部的原则出发，找到他的思想症结，予以正确的解决，这可能是顺利处理魏张婚姻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张平生，也应教育其以革命同志的态度，来处理和魏的婚姻问题，引导其克服狭隘思想和对立情绪，（如1949年冬魏提出离婚，张认为自己处于被动是可耻的，不同意离婚，而至12月间张提出离婚，魏又拒绝接受）任何个人意气用事，对正确处理问题毫无益处，而影响所及将对革命不利，我们认为处理魏张婚姻纠纷，无论是和或离，必须针对他们的实际思想情况，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首先使他们在思想上靠拢起来，这是最基本的关键。
希将处理结果报来。

附：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关于魏诚与张平生婚姻一案究应如何处理的请示 文呈字第84号
最高人民法院：
（一）宁夏省人民法院呈报关于张平生与魏诚婚姻案件的事实如下：
男方：魏诚，年30岁，四川巴中人，1932年参加革命，现任×××师×××团参谋长，家无其他人口及任何财产。
女方：张平生，年20岁，河北迁安人，1944年参加革命，土改后家有田52亩，房子3间。
双方于1946年6月间，经徐敏介绍定婚，同年10月结婚，结婚之后，魏疑张之品质不佳，行动不检，（可是魏自己于1947年曾在冀东十三分区和一个护士恋爱并曾向组织要求与张离婚未经批准）。张嫌魏之思想守旧，不信任他，她与男同志交言，魏疑发生爱情，与女同志接谈，魏疑调唆离婚，加之双方个性均强，日常争吵打架（张称魏常用手枪威胁，魏否认用枪），感情逐渐破裂，据张称前后提出离婚4次（据魏之书面及口供是3次）均经组织调解暂息。1949年冬先由魏提出离婚，张认为经魏提出离婚是可耻的，不同意。至12月间，张提出离婚经过团、师、军各单位调解无效，由宁夏军区政治部函送宁夏省人民法院依法处理，经传讯双方并多方调解，但女方以婚姻法第十七条“男女一方坚决请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之规定，绝对要离婚，而男方魏诚坚持婚姻法第十九条：“现役革命军人与家庭有通讯关系的，其配偶提出离婚，须得革命军人的同意”之规定，绝对不同意离婚，假若离婚的话，他情愿牺牲20余年的革命历史和张平生拼个死活，双方各执一条，相持不下，而其情况已到相当的严重。
（二）我院根据上述材料，于6月15日批答如下：从宁夏省人民法院所呈材料来看，两人感情一贯不合应当离婚，至男方依婚姻法第十九条，女方依婚姻法第十七条为根据，这是闹蹩扭的作法，而且婚姻法第十九条的内容是迁就政治上比较落后的战士的规定，一个干部不应等同于政治上比较落后的战士，应该坚决拥护婚姻自由，令该院好好加以说服，同时魏诚来信也以此内容作答。
（三）继魏诚于7月20日又来一封信，对法院表示不满，现抄原文如下：
你们于六月22日来信已收到了，关于你们的信内谈到的一切，我完全懂得，政府和政府法令我是完全拥护的，不过政府那些主观主义的人，官僚主义的人，我对他确有些不敢赞成，政府法令应该是根据实际问题来处理事情的，并不是空口说空话，我前信上的意见并不是说离婚不可以，而是请求政府要将内的若干道理给予辩别清楚，追求一个真理出来，不能马马虎虎。我也并不说要组织迁就我，我找不到老婆我不找，（封建所说穷人命苦）又有什么了不得呢ⅶ战事结束了政府有落脚之处要不要当兵的也无关系了，最多我斗争20年的来历到如此结果吧。从此看来斗争是个可耻的，可惜父母一生所养。
关于这个问题由你们随便处理吧！我不再谈别的，就是怎样谈马列主义，总之被人曲解，还有什么可谈的呢ⅶ至于我个人进步不进步就在于我了。我完成了这样多年的革命任务，到今天完成了这样结果还不知将来又是如何，我还有什么可完成的呢ⅶ你们要我考虑，但我考虑总的结果和我个人的结论就在这里。
这里我最后的希望，请政府和军队开除军籍和政府的严格制裁，我们军队系统的兵团司令机关在西安，他们也清楚我这个人，你们可商谈办理此事，我是决心不愿再在军队服务下去了。我就要如此，政府也不要管我，别不多谈，咳一肚子冤气无处数诉，不再谈了，等你们办吧！
（四）由此看来婚姻法是进步的，但现在在下边有些干部还接受不了，如张平生和魏诚的婚姻案是，像这样的问题究应如何处理，请钧院指示为祷。
1950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