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工权益的缺损与法律保障

韩宏伟 伊犁师范学院法经系

内容提要 农民工是新型的工人阶级，在城乡二元格局的转型与市场经济的互动中，基于社会的歧视和法律保障的缺失，农民工权益屡屡被侵害，困扰着社会的和谐发展。探究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缺损的深层原因，以期构建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路径，是我们社会对其人权保障的最大福祉。
关键词 农民工 农民工权益 缺损 法律保障


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社会化，使得人口流动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进行务工，一方面是对农村传统乡土经济秩序的改革，促使农村产业结构做出积极调整，以此来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是对城市经济发展劳动力短缺的必要补充，促使城市经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实践之路。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既减轻了农村的经济压力，又促进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的不断繁荣，这是一项双赢的战略。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然而，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尽管农民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其权益的保障一直存在缺损问题，这是对农民工的不尊重和践踏，是社会经济进程中的不和谐之音。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有效保障，不仅仅是对农民工人权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对法律的尊重。因为法律彰显的公平、正义是为整个社会负责任，这是其不可推卸的义务。
一、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缺失的表现
城乡二元格局带来的推拉效应与传统户籍制度的客观结果，造就了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轨迹。农民工是介于农民和工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特殊群体，他们既非纯正的农民又非真正意义上的工人，这就决定了这个群体的难堪与尴尬境地。“他们这个群体就像是生活在孤岛上，远离家门又徘徊在城市的门外。”一位社会学家如是说。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的缺失，一方面把农民工不断推向社会的死角；另一方面又加剧了社会矛盾，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实际上，农民工权益缺损导致的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最终还是要法律去解决，权力机关的不作为最终还是要以其作为的行为去收场，这无疑于作茧自缚。
（一）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的歧视性
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的“稳定器”、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1]但是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严重不足，缺乏公平性。社会保障制度只涵盖了国家机关、事业机关和部分集体企业的职工，而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职工和“三资”企业中的农民工并未享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虽然广东、北京等少数省市开始实施最低生活保障，但绝大部分农民工仍然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当农民工遭遇工资不能及时足额发放、工伤赔偿、人格歧视等问题时，社会保障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对于损害农民工权益的单位和个人缺乏严厉的惩罚机制，往往使农民工连辛勤劳动的“裸体工资”都不能拿到。
（二）法律援助制度滞后
我国自1994年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以来，已经建立政府法律援助机构2892个，共有法律援助专职人员9798名，10多年来共解答法律咨询600多万人次，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1万余件，有130余万人得到了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已经成为一项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的不可或缺的制度，但因法律援助经费的短缺，法律援助律师资源的不足，法律援助机构与政府部门的协作机制缺乏有效的监督，大量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权益纠纷和案件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农民工权益被侵害之后，由于交不起高额的诉讼费而丧失了国家法律帮助的权利，这对农民工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法律的权威不是靠金钱堆积起来的，而是靠公平和正义积攒起来的。农民工权益受损而不诉诸于法律，却被迫选择自己不情愿的“私了”，这并不是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淡薄，而是一种潜在的不平等在作祟。因为他们与雇主之间的不平等地位，迫使其只能接受不平等的结果。
另外，当农民工权益被侵害之后，维护社会公正的政府、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维护妇女权利的妇联理论上应该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坚强后盾，但实际上来自他们的关心却几乎看不见。广东商学院教授谢泽宪、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巧燕于2003年7月经过问卷调查后发现，代表农民工权益的机关并不能全心全意地维护农民工的切身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为何广东省手外科医院如此之多、手外科技术如此发达，究其原因，是手指工伤事故太多。每年都有上万只手指手术，每一次手术耗费数万元，这是一个很大的利益市场。农民工工伤之后的赔偿、生活、就业、子女教育、父母赡养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农民工工伤之后不但背负巨大的经济负担，而且负载更加沉重的精神压力，因为他们有见不得人的一面。谢泽宪教授痛心疾首地指出，“这不是他们的丑，是社会的耻辱。”[2] 法律把没有解决的问题扔给社会，是对社会的不尊重，更是对法律自身权威性的践踏。法律援助是农民工正义维权的社会底线，如果都没有了，那么农民工只有任人宰割。正义成了一扇虚设的门，法律把农民工拒之门外，同时也把自己关在了门内。
（三）农民工政治权益被剥夺
农民工处于社会层次体系的底层，由于受教育程度、身份地位、财产占有等的限制，其政治参与机会往往很少甚或被剥夺，这样使得农民工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较低甚或没有。政治生活的产品是法律，而法律则是权势政府对社会公共价值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分配。强势群体在法律的制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他们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或其他行为，使法律的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欲求，或者至少不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因其特殊的社会身份而无法参与法律规则的制定，不能使自己的意志体现在法律中，故此，自己的权利被忽视、剥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法律对强势群体的关照就是对弱势群体的欺压，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权利分配不平等的“潜规则”。同时，农民工政治参与权利被忽视、剥夺殃及其他方面，诸如子女受教育、就业、培训、休息、安全保障等权利都得不到有效和持久的保障。
“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充分关注保障问题，特别是社会脆弱成员的保障问题，很可能要忍受破坏性不利后果的折磨。”[3] 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虚置的表现，使其不断被逼向“违法犯罪”的边缘。2000年震惊全国的湖南张君案就是一个明证，这不能不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二、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缺失的深层原因
农民工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历史和现实的畸形儿，其特殊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决定了命运多劫的生活轨迹。因此，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缺失的深层原因成为社会亟待探究的重大课题。
（一）以户籍管理为核心的城乡二元格局的历史原因
农民工是在中国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实行严格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这两者实际上形成了我国城乡二元化社会分离的格局，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尽管这种二元格局在计划经济时代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显示了一定的优越性。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种二元格局的弊端愈加凸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市场经济的步伐。二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制约着人口的广泛流动，特别是经济落后农村的农民向经济发达城市的流动。城乡二元格局是历史形成的，它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形成不同的经济结构，这种二元化的经济结构拉大了城市社会与乡土社会之间的经济差距，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价值观、人生观。经济差距越大，就越能刺激农民涌向城市的心理，也越能加剧城乡两种秩序的对立。
城乡二元格局的对立秩序决定了农民工特殊身份的形成，农民和市民不同的利益观念和价值观念也决定了两种社会群体的必然对立。由于城市秩序的特殊性，城市市民享有农民可望不可及的优厚待遇，甚至对于在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下而得到的待遇产生了极大的惯性依赖，因而总是要极力维护这种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而城市政府对农民工采取的种种限制政策实质上就是维护城市市民这种不合理的既得利益的具体表现，这种利益上的冲突降低了农民工薪资待遇的心理预期，不利于农民工“心悦诚服”地为城市经济发展服务。同时，与城市居民较大的利益反差使其心理产生“相对剥夺感”，从而引发社会危机。城乡二元格局是历史形成的，我们不能人为改变，但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却是不公正的制度形成的，而制度的不公正是对人权的最大践踏。
（二）执法环境差、维权成本高、城市歧视强的社会原因
农民工作为社会特殊的弱势群体，当其权益被侵害之后，会做出两种选择：妥协与抗争。妥协是农民工放弃自己的权利，默默忍受并予以逃避，或者被迫接受“裸体工资”的“高额打折”的廉价结果并继续承受；抗争是农民工争取自己权益的积极表现，他们通过上访、诉讼、甚或暴力等方式来为自己维权。德国法学家耶林认为，“权利，为达到此目标的手段就是斗争。”[4] 农民工希望通过政府、人大、工会等机关争回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这些农民工的坚强后盾有时却视而不见，来自他们的关心最多只停留在口头上，让人看不到实际的内容。虽然目前农民工讨薪取得了一定成绩，2002年全国劳动监察部门共追回14亿元，但距拖欠400多亿元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不能不说明我们政府的执法部门还存在很大的问题。执法部门力度不够的原因在于执法人员的素质不高、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甚至容忍或放纵这种事情。名扬全国的工伤维权律师周立太，为争取农民工权益积极辩护，深受农民工的尊重和欢迎。但是一些企业却到地方政府诉苦：有这样的律师在这里，我们呆下去了。言下之意如果政府不采取特别的措施，就要撤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固然无可厚非，但我们决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忽视、践踏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诉讼是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律底线，同时也是农民工最不愿意走的一条路。因为目前司法不健康环境，加之较高的诉讼费用使得农民工没有能力争回自己的正当权利。当农民工权益被侵害，特别是遭遇工伤之后，农民工急需治疗费用，如若用法律途径来解决，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赔偿，但不能救急。农民工只有被迫接受雇主的很少的赔偿，而且以后的就业、生活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司法环境不理想，维权成本高、风险大是法律难以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根本原因。农民工打不起官司的原因还在于耗不起时间，即便经历艰难困苦获得胜诉，法院执行难也是一个问题，最终的胜诉只是一张仅有心理安慰作用而无实际意义的法律白条。因此，即便农民工知道其权益被侵害，也不敢、不愿用法律途径来为自己维权。
城乡二元格局的对立秩序造成了市民对农民的某种偏见，这种偏见受历史的影响，但在现实社会中却被不断地夸大，以至于城市政府对农民工产生歧视和排斥心理。农民不是农村的专利，市民也不是城市的专利，他们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从法律层面上讲，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市民享有特殊的社会待遇，就是对农民工的歧视，也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亵渎。城市制度对农民工的歧视具体表现在就业限制、工作环境差、子女受教育需交纳高额的借读费、同工不同酬、保险福利无保障等权利的缺失。尽管城市如此歧视，农民工还是“忍辱负重”地继续留在城市，他们不敢对各种各样损害其权益的行为讨价还价，因为他们怕失去来之不易的工作，这样更加剧了城市歧视的蔓延。
（三）农民工的自身原因
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束缚也是其权益法律保障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工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现代法制观念不强、自我保护意识淡薄、缺乏权利观念，当其权益遭受侵害之后，由于救济无门，只能自我承担。而且，中国的农民基于某种血缘和地缘的同质作用，一般不愿打破这种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相反，倒是愿意放弃一些权利，去赢得一些情理，以改善同周围的社会关系。这是中国农民传统的价值观念在作祟，这种落后的权利观念是农民工权益屡屡受损的重要原因，也是其难以接受现代法制思想、不能用法律维护自己权益的关键。另外，农民工缺乏组织性，比较涣散，这样使其无正式的社会组织依靠。当其权益缺损后，由于得不到社会组织内部资源的保护和支持，农民工只能依靠建立在初级群体网络基础上的血缘、地缘或业缘的乡土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但实际上，这种乡土组织的力量对于他们的困境来说是非常弱小的。
三、 法治视野下的人权保障机制——农民工权益维护的法律路径
农民工权益缺损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一个法律问题，是法律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造成的，是法律驾驭社会运行中的不和谐之音。因此，必须构建一种公正的和谐秩序——法治视野下的人权保障机制，来对农民工进行强势关怀，这才是清源之术、治本之道。
（一） 制度公正：一种法律底线
制度公正对于改变农民工的弱势地位是根本性的。美国法学家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认为，社会公正应体现两条“正义原则”，[5] 一是平等原则，即每个人应该在社会中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二是差别原则，即如果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的话，这种不平等应该有利于境遇最差的人们的最大利益。罗尔斯对社会和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者开出的处方是采用特殊的积极差别待遇，一方面保证国家权力的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又能够使弱势者获得最大利益，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实质上的社会公正。
农民工是不公正的制度造成的，这一弱势群体的形成，即证明了不公正已经存在。那么，按照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国家应该采取积极措施来保障农民工的最大利益。（1）建立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有效机制，加强权益缺损事件的防范措施。农民工辛苦劳动的工资如果不能及时、足额的拿到，不但生存成为问题，而且会加剧其对社会的仇视心理，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2）加快农村经济建设和城市化步伐，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秩序一体化。农民工权益缺损的基础性原因是其依存的乡土秩序在城市中的失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农民工生存与发展期望的落差。故此，加快农村经济建设进程，改变农村经济落后的局面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打破城乡二元化的不合理格局，实现乡土秩序和城市秩序的融合与重建，最终实现城乡秩序的一体化，达到一种制度上的和谐。城乡秩序一体化是指城市秩序与乡土秩序通过融合能够相互包容，改革两种秩序上因制度造成的人为对立；通过重建使两种秩序相互渗透，组建一种新型秩序，从而达到一元化状态。只有打破城乡二元格局，才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使社会资源平等而有序的分配，实现农民工权利的公平分配。只有构建公正的制度，才能彻底消除农民工受歧视的社会现实，这也是改变农民工命运的法律底线。
（二）人权尊重：一种道德底线
法律是一种普适性的制度。普适性要求法律必须保障每个人的利益，这才是其公平正义原则的体现。农民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法律有义务要求社会公众去尊重农民工，这是社会的道德底线，同时也是法律的道德底线。尊重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伦理准则，如果人与人之间连起码的尊重都不能获得的话，那么，不被尊重的一方等于被否认了做人的尊严，这是社会不允许的，更是法律不允许的。
农民工在城市受歧视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主要归因于法律的漠视和脆弱，漠视表现为法律对农民工权益缺损的“视而不见”；脆弱表现为法律对农民工权益缺损的“无能为力”。农民工所言：物质上的贫困倒在其次，精神上的受歧视却让人难以忍受，不尊重的社会现实往往使其难以长期安心地在城市工作。与此同时，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紧张、对立状态往往给社会治安带来不良影响，因此，法律应该给农民工以市民待遇，让农民工享有与市民平等的城市尊重。从法律功利主义的角度讲，尊重农民工并保障其合法权益，既可以使农民工长期为城市经济发展服务，又能够使社会秩序得到和谐发展，进而减轻社会的负担，降低法律的成本。
农民工进城务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逆转的潮流，社会应该顺应而不应阻止。我们必须承认，“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将是我国城市中共同生活的、长期共存的两大社会群体，只有增强他们之间的了解、理解与沟通，消除他们之间的误解、隔阂与歧视，才能避免社会冲突的发生，从而保证我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6] 既然农民工得不到尊重影响了其权益的维护以及社会的安定秩序，那么，法律就应当担当此重任，调整农民工得不到尊重的社会关系，对于不尊重农民工的行为予以惩罚，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农民工得到法律的尊重。比如，成立正式的农民工维权组织，制定专门的《农民工权益保障法》，推行农民工劳动合同制度，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改革教育法规、促进教育平等。
（三）权利意识：一种生存底线
农民工由于天生的软弱性，加之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往往息事宁人，宁可自己吃点亏，也不愿得罪人，这是乡土社会中的熟人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忍让意识维护着社会关系的稳定，但长期下去，却潜伏着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是以生存作为底线。在乡土社会中，由于血缘、地缘上的特殊关系，农民权利即使受到一点损害，一般会有乡村干部或德高望重的人出面调节，维持乡土秩序整体上的一种平和。农民这种传统的权利意识在农村尚可以生存下去，但把它移植到城市社会中就会碰钉子，因为城市社会是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发展的，市场经济不会同情和帮助弱势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社会是以利益的互动为基础，利益的互动又是以强烈的权利意识为准则，它要求市民要有法律观念。农民工从乡土社会来到城市社会，由于其文化程度较低，缺乏法律观念，因而其权利意识自然大大下降。但是这种下降还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农民工背井离乡为的是更好地养家糊口，但在城市的歧视中“忍辱负重”继续工作，因为他们怕失去来之不易的工作。这样，一方面降低了他们对待遇的期望值，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雇主们的剥削心理，双重因素使农民工的权利意识不断跌向生存的底线。
农民工权利意识的缺乏不仅仅是其个人的原因，法律保障的虚置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罗尔斯认为，“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新型的争端，人们就会不再把法律当作社会组织的一个工具而加以信赖。”[7] 农民工权益缺损而不诉诸于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也剥夺了其维权意识。
四、结语
农民工作为社会流动中的边缘弱势群体，其权益保障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构建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就不能不考虑农民工权益缺损问题。国家在培育社会资本、开发农民工人力资源、提高农民工社会地位以及其生存能力的同时，加强法律对农民工权益的切实保护，才是我们社会对其人权保障的最大福祉。

注释
[1] 朱?基：《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证国家长治久安》，载《新时期劳动和社会保障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 蒋韦华薇：《 断指之痛》，[北京]中国青年报2005年4月27日。
[3] 曾湘泉：《价值理念、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保障制度构建》，载[北京]社会保障制度2002年第1期。.
[4] 何勤华：《西方法学家列传》，[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港口客运站管理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6号

　　
　　《上海港口客运站管理办法》已经2009年8月31日市政府第5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韩正　　
　　二○○九年九月二日

上海港口客运站管理办法
（2009年9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6号公布）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对上海港口客运站的管理，规范港口客运站的经营活动，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港口客运站的公共安全和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上海港口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上海港口客运站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上海港口范围内客运站的规划、建设、运营及其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客运站含义和分类）
　　本办法所称的港口客运站（以下简称客运站），是指在上海港口范围内提供客船靠泊与离泊服务，并为乘客提供候船与上下船服务的场所。
　　客运站分为以下五类：
　　（一）为航行国际航线的客船提供服务的国际客运站；
　　（二）为航行省际、崇明三岛航线的客船提供服务的省际客运站和陆岛客运站（以下统称为国内客运站）；
　　（三）为航行市内航线的游览船提供服务的水上游览客运站;
　　（四）为航行于本市范围内江河两岸间的客船提供服务的城市渡口客运站；
　　（五）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和市政府确定的其他形式的客运站。
　　第四条（管理部门）
　　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是上海港口客运站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
　　浦东新区和闵行、宝山、嘉定、金山、松江、奉贤、青浦、崇明等区县人民政府负责港口管理的部门（以下简称区县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港口客运站的监督管理。
　　海事、海关、检验检疫、边检以及本市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五条（规划编制）
　　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上海港口总体规划，编制上海港口客运站布局规划，并依法将相关内容纳入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在编制上海港口客运站布局规划过程中，应当听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专家的意见，并公开征询市民的意见。
　　第六条（建设规范）
　　客运站的建设，应当符合上海港口客运站布局规划、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及国家和本市港口设施建设的有关规定。
　　第七条（建设和配置标准）
　　客运站的建设和设施、设备配置，应当符合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
　　对于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组织编制上海港口客运站建设和设施、设备配置的技术规范，并按照有关规定纳入地方标准。
　　第八条（安全评价）
　　客运站建设项目实施安全预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制度。
　　建设单位应当对客运站建设项目进行安全预评价，并提出安全预评价报告。
　　建设单位应当对客运站建设项目进行安全验收评价，提出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并将评审通过后的安全验收评价报告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行政管理部门和海事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九条（试运行和竣工验收）
　　客运站建设工程完工后，应当按照规定进行试运行。
　　客运站建设工程试运行完毕，并具备国家规定的竣工验收条件的，建设单位应当向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竣工验收申请。其中，国家审批的，由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初步审查后，报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组织验收；本市审批的，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相关部门验收。
　　客运站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不得投入正式使用。
　　第十条（经营许可）
　　从事客运站经营（包括客运站试运行）的，应当依法向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书面申请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从事国际客运站经营的，应当具备对外开放资格，并依法取得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港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
　　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相关活动。
　　客运站经营人停业、歇业或者合并、分立的，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一条（船舶停靠禁止）
　　在客运站内，禁止停靠超过码头设计靠泊能力的船舶和运输危险货物的船舶。
　　第十二条（应急预案）
　　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乘客紧急疏散和救援预案、预防自然灾害预案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交通应急预案，建立健全上海港口客运站应急救援体系。
　　区县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上海港口客运站应急救援体系的要求，建立健全本区域的港口客运站应急救援体系。
　　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应急预案的演练。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制定本单位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乘客紧急疏散和救援预案、预防自然灾害预案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交通应急预案，并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定期组织应急预案的演练。
　　第十三条（安全要求）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港口安全作业规则的规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等规章制度，完善安全生产条件，采取保障安全生产的有效措施，确保安全生产。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定期开展客运站安全现状评价；在安全现状评价或者日常运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排除安全隐患。
　　第十四条（票务代理）
　　客运站经营人需要从事票务代理的，应当依法取得水路运输服务许可证书。
　　第十五条（航班票务信息）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在客运站内公布班期时刻表；设置售票处的，还应当公布售票时间、票价表和售票情况以及变化情况。
　　城市渡口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公布开渡、收渡时间。
　　第十六条（客船延误和停止航行的处理）
　　客船不能按时运输乘客的，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及时在客运站内予以公告，并通过网络、广播、报纸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告。其中，客船停止航行的，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及时报告港口行政管理部门。
　　对滞留客运站候船的乘客，客运站经营人应当会同承运人采取应急措施，维持候船秩序，及时疏散乘客，并配合承运人做好船期变更和乘客退票换票的工作。
　　遇有乘客严重滞留客运站的，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疏散乘客。客运站经营人和相关单位应当服从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的统一组织和调度。
　　城市轮渡因恶劣天气不能按时运输乘客，造成候渡人员不能按时上班的，其所在单位可比照公假处理。
　　第十七条（危险物品安全检查）
　　禁止携带或者夹带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以及其他有可能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危险物品进站上船。具体危险物品目录和样式，由客运站经营人按照规定在客运站内通过张贴、陈列等方式予以公告。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在客运站内设置安全检查设施、设备，配备受过专业培训的安全检查人员，并按照规定对进站人员携带物品、托运行李以及机动车等进行安全检查。
　　进站人员应当接受和配合安全检查；拒不接受、配合安全检查的，客运站经营人应当拒绝其进站上船。
　　客运站经营人在安全检查中发现有危险物品的，应当立即采取防止危险发生的安全措施，并按照规定及时报告公安行政管理部门。
　　在实施安全检查时，检查人员应当佩带安全检查证；未佩带安全检查证实施检查的，进站人员有权拒绝检查。
　　第十八条（设施和设备安全检查）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定期检查和维护其客运站的设施、设备，并使其处于良好状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对其客运站的设施、设备作事前安全检查，在检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予以排除：
　　（一）汛期和台风、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
　　（二）法定节假日；
　　（三）举办国家或者本市确定的重大活动。
　　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实施监督检查，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责令客运站经营人排除安全隐患。
　　第十九条（服务规范）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遵守下列服务规范：
　　（一）保持候船环境良好；
　　（二）根据乘客、车辆的流量和需要，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
　　（三）工作人员仪表整洁、文明待客，对行动不方便的老、弱、病、残、孕等特殊乘客做到重点照顾；
　　（四）提供广播信息服务和问讯、留言等服务项目；
　　（五）设置服务质量投诉电话，接受乘客的投诉。
　　在客运站内设置餐厅、小卖部等服务网点的，应当依法取得餐饮服务许可或者食品流通许可。
　　第二十条（客运站内行为规范）
　　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客运站内乘客及其他进站人员遵守的行为规范（以下简称行为规范）。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在客运站内公告行为规范。
　　在客运站内，进站人员除了应当遵守行为规范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要求：
　　（一）听从客运站工作人员指挥，依次在指定地点候船、上船。
　　（二）禁止使用明火。
　　（三）驾驶非机动车和两轮摩托车的，应当下车推行。
　　（四）驾驶机动车的，应当控制刹车；在机动车突然发生故障时，应当立即采取措施，并通知客运站工作人员。
　　违反行为规范或者前款规定的，客运站经营人应当予以劝阻；经劝阻拒不改正的，客运站经营人可以拒绝为其提供服务。
　　第二十一条（联合检验客票制度）
　　除城市渡口客运站外，客运站经营人和承运人应当实行联合检验客票制度，并在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规定格式的《客船载客人数港航确认单》上签字确认。
　　客运站经营人在检票时，发现上船人数超过船舶核定载客人数的，应当立即报告海事行政管理部门；海事行政管理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予以处理，并将相关信息告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
　　第二十二条（特殊活动报备）
　　在客运站内举行客运服务之外的活动且可能造成人流集聚的，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制定保障安全和秩序的工作方案，并提前5个工作日向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举行前款规定活动期间，客运站经营人应当按照备案的工作方案实施，并派员进行现场检查，保障客运站的安全和秩序。
　　第二十三条（客运统计）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按照要求向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提供客运统计资料及相关信息。
　　第二十四条（暂停运营）
　　禁止擅自暂停客运站运营。
　　因客运站改扩建等特殊情况需要暂停运营的，客运站经营人应当提前10日在客运站内予以公告，并通过网络、广播、报纸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告。其中，暂停客运站运营3日以上的，应当提前10个工作日向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书面报告。
　　因客运站设施和设备受损暂停运营的，客运站经营人应当及时在客运站内予以公告，并通过网络、广播、报纸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告，同时做好疏散乘客的相关工作，并向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第二十五条（撤销客运站）
　　禁止擅自撤销客运站。
　　客运站经营人需要撤销城市渡口客运站的，应当提前30日向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经审核并征求海事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客运站经营人需要撤销城市渡口客运站以外的客运站的，应当提前90日向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书面报告。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做好撤销客运站的相关工作。
　　客运站经营人应当于撤销客运站的30日前，在客运站内予以公告，并通过网络、广播、报纸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六条（行政处罚）
　　违反本办法规定，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对客运站经营人予以处理：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停靠船舶的，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未作安全检查和采取相应措施的，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未履行备案义务的，责令改正，可以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擅自暂停客运站运营的，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以及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未履行公告义务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未履行报告义务的，由海事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对违反本办法的其他行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七条（乡镇渡口的管理）
　　乡镇渡口的管理办法，由市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参照本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八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1988年1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上海市渡口管理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