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实施劳动合同制度规定
天津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维护和发展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规范和完善劳动力市场运行秩序，促进我市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用人单位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应当订立劳动合同。
第四条 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本规定。
劳动合同依法订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各项义务。
第五条 市、区（县）劳动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合同管理工作，对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工作进行指导、服务和监督检查。

第二章 劳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
第六条 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并具备以下条款：
（一）劳动合同期限；
（二）工作内容；
（三）劳动报酬；
（四）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五）社会保险与福利；
（六）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
（七）劳动纪律；
（八）劳动合同终止、解除的条件；
（九）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
当事人可以协商约定其他内容。
劳动合同一式两份，当事人双方各持一份。
第七条 用人单位与其新招收的劳动者，应当于录用之日起10日内订立劳动合同。
第八条 劳动合同的期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根据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兼顾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原则协商确定。
第九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双方同意签订或者续延劳动合同，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与本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关系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的；
（二）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因期限届满而终止时，劳动者男性四十五周岁以上，女性四十周岁以上，且连续工龄满十五年以上的；
（三）法律、法规有特殊规定的。
第十条 劳动合同中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第十一条 劳动合同可以约定开始工作日期；如未约定，则以签订合同的日期为开始工作日期。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规定合同终止日期。
第十二条 劳动合同当事人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有关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期限、范围等事项。
本规定所称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用人单位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用人单位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第十三条 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期限内的医疗期待遇按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劳动合同不得由他人代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
用人单位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本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法定代表人也可委托他人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受委托人必须有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劳动合同中应当加盖被委托人的印章。
用人单位的厂长（经理）及相当职务者，应当与聘用部门签订劳动合同。实行公司制的用人单位的经理和有关经营管理人员，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与董事会签订劳动合同。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自劳动合同订立之日起1个月内，到劳动行政部门办理合同鉴证。
第十六条 劳动合同应当用中文书写。劳动合同当事人一方为外籍劳动者的，应同时使用中文及联合国认可的其他一种工作语言，两种文本如有矛盾，以中文本为准。
第十七条 下列劳动合同无效：
（一）违反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的劳动合同；
（二）采用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
（三）违反集体合同规定的劳动合同；
（四）显失公平的劳动合同。
无效的劳动合同，从订立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确认劳动合同部分无效的，如果不影响其余部分效力，其余部分仍然有效。
劳动合同的无效，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第三章 劳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与续延
第十八条 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解除。
第十九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和泄露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给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被劳动教养的；
（五）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
（一）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经所在区（县）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按要求完成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任务或者同工种、同岗位人员的工作量，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入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经有关部门确认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确需裁减人员的，应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经向所在区（县）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可以与被裁减人员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按照本条规定裁减人员，在六个月内又录用人员的，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录用被裁减的人员。
第二十二条 用人单位依据本规定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
第二十三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据本规定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一）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经所在区县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二）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三）女职工在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计划生育规定的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应当征求本单位工会意见。
第二十五条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内；
（二）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
（三）用人单位违反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恶劣、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
（四）用人单位未按照合同规定支付劳动报酬。
第二十七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
（一）劳动合同期满，当事人双方不再续订；
（二）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解散、撤销；
（三）劳动者死亡；
（四）有不可抗力出现；
（五）当事人双方约定的终止劳动合同的条件出现。
第二十八条 劳动合同期满，经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延续劳动合同的，应当在合同期满前15日内办理续延手续。
第二十九条 劳动合同终止、解除后，用人单位应将劳动者的档案等材料，交劳动者本人户籍所在区、县劳动行政部门。

第四章 集体合同
第三十条 集体合同是集体协商双方代表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在平等协商一致基础上签订的书面协议。集体合同草案应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通过。
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签订；没有建立工会的用人单位由职工民主推举的代表与用人单位签订。
第三十一条 集体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劳动报酬；
（二）工作时间；
（三）休息休假；
（四）保险福利；
（五）劳动安全与卫生；
（六）合同期限；
（七）变更、解除、终止集体合同的协商程序；
（八）双方履行集体合同的权利和义务；
（九）履行集体合同发行争议时协商处理的约定；
（十）违反集体合同的责任；
（十一）双方认为应当协商约定的其他内容。
第三十二条 集体合同期限为1至3年。
第三十三条 用人单位应当自集体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内，将集体合同一式3份及说明报送劳动行政部门。市属、中央及部队驻津用人单位，以及座落在市内六区的投资额在500万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的集体合同报送市劳动行政部门；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注册
登记的用人单位的集体合同分别报送两区劳动行政部门；其他用人单位的集体合同报送所在区、县劳动行政部门。劳动行政部门如发现报送的集体合同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内容，有权责令当事人予以修改。劳动行政部门自收到集体合同文本之日起15日内未提出异议的，集体合同即行
生效。
第三十四条 签订集体合同的任何一方可随时就集体合同的执行情况提出集体协商或者商谈的要求，另一方应当积极配合。经双方协商一致合同可以变更或者解除，但用人单位应自集体合同变更或者解除之日起7日内，按本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向劳动行政部门备案；双方不能协商一致
的，任何一方皆可以书面形式向备案的劳动行政部门提出协调处理申请。劳动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组织有关方面进行协调处理，达成协议的双方应当执行。
第三十五条 集体协商代表每方为3至10名，双方人数对等，并各确定一名首席代表。工会一方首席代表不是工会主席的，应由工会主席书面委托。用人单位代表由其法定代表人担任或指派。
第三十六条 在集体合同履行期间，双方代表发生变更，不影响集体合同的履行。
第三十七条 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对签字双方及所代表的人员都具有约束力。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订立的劳动合同中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约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用人单位未按本规定第七条、第二十八条订立、续订劳动合同或者违反本规定第三章所规定条件解除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 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订立的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给劳动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条 劳动者按本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解除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用人单位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向劳动者支付相当于一个月工资（按劳动者被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计算）的赔偿金。
第四十一条 劳动者违反本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事项，使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该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等有关规定和劳动者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与本规定有关的实施办法和劳动合同范本由市劳动行政部门制定的提供。
第四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本规定和本单位实际情况确定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方案，提交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报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市属、中央及部队驻津用人单位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方案，向市劳动行政部门备案；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注册登记的用人单位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方案，分别向两区劳动行政部门备案；其他用人单位向所在区、县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各用人单位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时间，不得迟于1996年6月30日。
第四十五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劳动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6年12月11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天津市贯彻〈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的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1995年1月25日

论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检察院——耿春雨


〔内容摘要〕人权保障乃现代刑事诉讼之灵魂。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处于被追诉者地位的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及人身安危极易受到国家有组织的暴力行为的侵犯，因而，其权利的保障自然成为人权保障的重点。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罪推定”、“重实体，轻程序”等法律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以检察监督为主的侦查控制方式本身固有的重大缺陷，致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难以得到切实的保障。因此，一方面应对侦查权进行司法控制，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扩大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关键词〕犯罪嫌疑人；侦查权；司法控制；沉默权；辩护权；人身自由权
一、对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予以保障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意义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理念源起于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不仅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变革，而且是一场巨大的思想革命。思想的解放，权利意识的张扬，彻底摒弃了封建社会压抑个性、排斥权利的桎梏，提出了民主、自身、人权的口号。英国思想家洛克针对封建专制，非人道的司法制度提出：“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1〕这揭示了自由与法有一种内在联系，法应该以自由为前提和基础。自由应该是法的灵魂，自由即是法的出发点又是法的归宿，法应该以保障自由为根本目的。自由是法的灵魂的思想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理论的基础。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开始用“理性”与“人性”的态度来看待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法官还应与被告人处于同等的地位，或者说，法官应该是被告人的同辈。这样，被告人才不觉得，他是落到倾向于用暴戾手段对待他的人们的手里。”〔2〕
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地位受到普遍的关注，始于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一书，此书开辟了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研究之先河。提出了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最基本的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即“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那么，作为诉讼主体的犯罪嫌疑人拥有诉讼程序上的基本人权，国家应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并为这些权利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条件。然而，在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把犯罪嫌疑人列为当事人，使其诉讼主体地位在理论上及立法中得到确认，但由于缺乏立法及司法双重层面上足够的权利保护，因而这种诉讼主体地位在事实上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实现。在注重人权保障，加快诉讼民主化进程的今天，探讨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对于构建科学的诉讼结构，推进诉讼程序正当化，进而实现刑事诉讼法治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我国侦查权控制方式存在的缺陷及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存在的问题
以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看，我国侦查权的司法控制，对于充分发挥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揭露、证实和惩罚犯罪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其严重背离诉讼规律的客观要求，其缺陷和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㈠检察监督的缺陷：首先，检察机关所具有的这种法律监督地位，尽管在确保公安机关遵守诉讼程序方面，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刑事司法体制的设计，在刑事诉讼中，公检都行使控诉职能，均承担着追诉犯罪的任务，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使得检察官很难摆脱追诉犯罪的心理负担，往往在监督公安机关时“心太软”，对公安机关逮捕权的制约也常常流于形式。而且，检察机关在我国宪政体制以及在刑事诉讼中该不该定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无论以诉讼理论上，还是以法治国家制度构建上，都不无问题。其次，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相当有限，也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致使监督常常流于形式。例如，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只能以提建议的方式促使其纠正，假如公安机关置之不理，检察机关通常也别无良法。尽管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对于公安机关通过一定手段所获得的非法证据，可以拒绝作为控诉犯罪的证据，但由于“配合原则”的要求以及各种法外因素的干扰，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很少使用这种手段。而且，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大量工作都是书面审查侦查机关报送的材料，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想象能够反映在案卷中。即使犯罪嫌疑人等向检察机关反映警察在侦查活动中有刑讯逼供、骗供、诱供等违法行为，如无明显证据证明，检察机关也不会轻易相信。即使相信，查证事实也很困难。最后，检察机关对于自行侦查的案件，可以动用任何强制措施，这使得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案件的监督事实上成为空谈。
㈡以检察监督为主的侦查控制方式在实践中的弊端：由于我国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极其薄弱，现行的以检察监督为主的侦查控制模式又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致使侦查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整个侦查程序基本上由公安机关一家进行暗箱操作，不仅违法行为层出不穷，司法不公现象普遍存在，加上各种法外因素的干扰，侦查权已成为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法外特权”〔3〕这必然导致侦查权的滥用，从而致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具体表现在：第一，律师在侦查中的刑事辩护活动因受种种限制而困难重重－－律师接受委托难、公见难、公见时了解案情难、调查取证难、合法权益受到保障难。第二，侦查讯问中刑讯逼供现象突出－－侦查机关刑讯逼供导致冤假错案，甚至致人死伤的报导不时见诸于报端。第三，侦查羁押期限普遍较长，而且超期羁押最长可达37日，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一般最长可达7个月。此外，超期羁押（包括刑事拘留、逮捕后移送前、补充侦查中的超期羁押）也普遍存在。第四，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刑诉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第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未确立。非法证据的内涵、范围、排除非法证据的基本原则等均无规定。
三、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完善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侦查模式在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因此，为实现犯罪嫌疑人从犯罪客体到诉讼主体角色的真正转换，保障其权利，必须加强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并进一步扩大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㈠我国侦查权的司法控制之宏观设计
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公正与效率，构建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时应关注这两个目标：
⒈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程序，对于所有涉及公民权益的强制侦查行为，诸如逮捕、羁押、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搜查、扣押、窃听、通缉等应当由法官发布司法令状。当然，如果存在“紧急情况”，侦查机关也可自行采取有关的强制措施，但必须在采取强制措施后，立即向法官报告，由后者在听取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双方的意见后，作出相应的书面裁定。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对该裁定不服，应当允许其向原作出强制措施的法官提起旨在解决强制措施是否合法的申诉，由法官通过开庭的方式来予以审理并作出裁决。在条件成熟时，还可以设想赋予被告人对于该裁决的上诉权。这就使侦查活动纳入“诉讼”轨道，从而符合程序公平的要求。
⒉对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予以调整，确立审判权（司法权）的中心地位和中立形象。这就要求废止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和“检察监督原则”。上述两原则的最大弊端，在于降低或破坏了审判权在诉讼中应具有的权威地位和中立形象，使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与法院成为平起平坐，不分高低的三大司法机关。而且，让法院和公、检配合，也有损于现代法治国家法院的中立裁判者形象。法院作为公正的司法裁判者，应当对国家和被告人一视同仁，不能有所偏袒。“公、检法配合原则”的要求，无疑使法院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职能混为一谈。如果让这样的法院来承担侦查权的司法控制任务，其效果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不可能有实质的区别。
⒊实行检、警一体化，并由人民检察院领导，指挥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工作。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机制的建立，无疑是对公、检打击犯罪的手段进行了限制。为使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既符合程序公平的要求，又不偏离追诉犯罪的高效目标，必须对现行检警关系予以调整。关于检警一体化的具体设计，可考虑：⑴弱化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确立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行为进行领导、指挥、监督，使之更具准确性、权威性，以保证刑事追诉活动能持续高效率运作。⑵将承担侦查职能的司法警察从现行的公安管理体制中分离出来，划归检察机关领导和管理。〔4〕
⒋改革现行法官的选任制度，实现法官的社会精英化。因此，要使司法真正能够成为社会正义和公民权利的庇护者，从而能够对从属于政府的侦查机构进行独立的司法控制，“重要的在于，为司法独立提供坚实的制度环境的同时，应力图使司法阶层成为一个足以向政治社会施加反影响的集团。同质一体将确保它的团结。而良好的职业道德以及对社会流俗的度超越将更强化它的决定的权威和效力，与社会之间形成这样正常的互动关系，司法才能成为社会关系的有力调整者和社会发展的有力推动者”。〔5〕
目前，我国法官群体的现状，令人堪忧。湖南省高院副院长周效和曾撰文说，“就全国而言，法律大专程度的法官，大约有一半”。〔6〕这种状况已成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障碍。因此，我们必须改革现行的法官选任制度。大体上可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的经验，即法学毕业生参加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合格者再接受专门的司法训练，毕业后才有资格被提名或任命为法官。也可以学习英美，从优秀的律师中选任法官。与此相适应，法官的数量也应受到合理的限制，法官的薪水待遇必须提高，以使法官享有更大的尊重和威望，从而吸收优秀的人才进入法官职业中来。
⒌应当在刑事诉讼立法中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以使司法权能够在法庭审判阶段继续对侦查权的合法性进行事后控制。尽管我国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也确立了类似的规则，但范围乃嫌狭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权威性也不够高。公安部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只规定了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取证，而对非法证据的效力并未涉及。立法上的不足以及司法解释的不统一，势必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因此，在刑诉法修改或制定证据法时，应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予以确立，即对于侦查机关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无论是通过刑讯逼供行为所获取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还是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都应当全部排除，即不允许进入法庭调查。如果在庭审中提出后才发现其违法，法官在判决时应排除其证明作用，而不予采信作为定案的依据。
⒍实行拘留，逮捕与羁押相分离。与西方各国相比，我国侦查机构实施的拘留、逮捕措施没有实现程序上的分离。按照西方各国的做法，逮捕只是作为保证嫌疑人、被告人及时到案的手段。逮捕后必须“毫无迟延”地将被捕者提交法官，由后者通过开庭的方式作出是否羁押、保释以及羁押期限的裁定。这种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制度，可以保证羁押具有高于逮捕的法定条件，并按照更加严格的法律程序进行，从程序上防止嫌疑人受到不公正、不合理的强制措施。〔7〕在我国，也应实行拘留、逮捕与羁押相分离，并且拘留、逮捕后是否羁押以及羁押期间的长短均由法院决定。据此，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如果对有关羁押的决定不服，应有权申诉，原作出羁押决定的法院受理后，应当及时通过开庭审理的方式作出裁定。如对该裁定不服，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还应有权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上级法院应当就羁押是否合法与正当作出最终的裁判。
㈡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扩大及保障
⒈赋予沉默权。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偿能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沉默权规则与无罪推定原则是紧密相关的。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未经法院宣布有罪前都认为无罪，因此，为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而提出充分证据的责任由追诉机关承担，犯罪嫌疑人无此义务，也就对侦查人员的提问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针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必然导致理论上与实践中的自我归罪。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认有罪是不人道的，也是违背人性的。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这不仅是现代举证责任原理与当事人主义诉讼理念的要求，而且是避免自陷其罪的自然法则的要求。犯罪嫌疑人有辩护权，却无不说话（即保持沉默）的权利，这无疑是自相矛盾的。而侦查人员获取嫌疑人口供的本能，秘密主义侦查模式以及嫌疑人的人身受到侦查机关长时间的控制，所有这些必然导致刑讯逼供这一妨碍诉讼主体地位实现的大敌横行。因此，确立沉默权规则是实现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要求。
⒉加强辩护权。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的核心权利，而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是实现辩护权的基础。然而，如前所述，律师在侦查中的刑事辩护活动却因种种限制后困难重重。针对这种现状，应排除各种障碍，使律师的自由会见权，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调查取证权成为现实。
犯罪嫌疑人律师帮助权的实现还有赖于律师制度的发达和法律援助制度的健全。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能够获得律师的帮助，维护刑事司法的公正、公平，我国在刑事诉讼中有必要建立侦查阶段法律援助，使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延伸到侦查阶段。建议建立这样的法律援助，一是应规定对无力或无法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有为其指定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义务；二是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律援助机构；三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在财政预算中列入法律援助的专项经费；四是规定律师履行法律援助的数量和质量，并以此作为律师事务所、律师管理部门年检注册的审核项目之一，以强化律师的社会责任。
⒊赋予证据保全请求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可见，立法同时肯定了法官、检察官和侦查人员的调查取证权，但《刑事诉讼法》对法官的调查权做了限制，且仅限于庭审阶段。实际上，刑事诉讼中取证活动多由侦查机关进行。但在实践中，基于追究犯罪的本能驱动，侦查人员更多地关注有罪、罪重的证据，而对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有时怠于收集甚至故意隐匿，致使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遭到毁损甚至来失。这不仅对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活动极为不利，而且也妨害了案件真实的发现。从实现证据收集的全面性以及强化辩护权出发，应当采取措施防止侦查机关取证的偏颇。而犯罪嫌疑人无强制“侦查权”，受聘律师又无取证的权利，为此，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证据保全请求权以及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当侦查机关对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疏于收集时，犯罪嫌疑人首先有权向侦查机关申请证据保全；当侦查机关不予注意并未及时采取适当措施时，犯罪嫌疑人有权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证据保全的请求由专门的审查法官而不是庭审法官审查。审查法官有权命令侦查机关进行证据保全或直接进行证据保全。由审查法官审查，可以避免审判法官的先入为主。受聘律师亦应有权申请证据保全，这是实现实质意义上的辩护权的重要保障。
⒋加强人身自由权的保障
在我国，犯罪嫌疑人的被羁押率很高，实际羁押时间亦较长，而取保候审与监视居住这些非羁押措施未能得到充分适用。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多被限制与剥夺的现状，与现代无罪推定原则以及人权保障思想相背离。为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审前羁押是必要的，但应坚持必要性与比例性原则，避免不必要的羁押给当事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以及给国家带来人力、财力的浪费。为此，一方面公安司法人员应转变观念，增强人权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也应逐步完善非法羁押措施，主要是取保候审制度，充分利用非羁押手段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具体而言：
⑴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不受任何非法逮捕与羁押的权利。当务之急需要对我国的逮捕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这就是取消检察机关的批准、决定逮捕权以及弱化公安、检察机关的拘留权，实行司法令状主义和逮捕与羁押相分离制度。
⑵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知逮捕，羁押理由的权利。法律应规定，公安、检察机关依法实施逮捕后，应当在短时间内告知被逮捕人逮捕的理由以及法律与事实根据，并应告知其所享有的权利。
⑶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及时带到司法机关的权利。公安、检察机关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应及时将其带到法院，由法官审查是否需要羁押。被逮捕人有向法院提出控告侦查人员实施非法逮捕的权利。如前所述，关于将被人带至法院的期限，国际准则并没有具体规定，而往往表现为“及时”，但各国均有明确的规定。对此，我国亦应规定一个适宜的期限，如24小时或者48小时（特殊地区可放宽至72小时），但这一期限并不能用来对抗及时原则。
⑷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暂时被释放的权利。审前羁押的目的原本是防止被指挥人实施妨碍诉讼的行为或重新犯罪，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但从保障人权的高度，应避免不必要的羁押，使羁押成为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为此，应建立、完善无条件释放及取保候审（可改造为保释）制度，以保证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在非羁押状态下等待审判。
⑸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对羁押提出异议的权利。应制定具体的规定来保护被羁押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权利。可以设想，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在羁押期内可以随时向专职审查法官提出因羁押不合法或羁押理由消失而要求释放或取保候审的申请。专职法官应尽快审查并做出决定。专职法官亦应每隔一定时间主动审查羁押一次。
⑹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在合理时间内接受审判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侦查羁押期限，同时规定羁押期满应当解除羁押或者变更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这有利于保护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在合理时间内接受审判的权利。将羁押期限限制在“合理时间”内，是我国立法要解决的课题，而在实践中，必须严守法定的羁押期限。
⑺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因受错误羁押获得赔偿的权利。我国1994年制定并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赔偿法》对被错误拘留或错误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赔偿做了具体规定。为适应逮捕司法令状主义改革，《国家赔偿法》也应予修改。修改涉及的内容包括赔偿义务机关、赔偿程序等。赔偿义务机关应为做出逮捕与羁押决定的法院，应在法院设立赔偿委员会，负责审查赔偿案件。此外，国家还应设立专项的赔偿基金，列为国家财政预算。
被羁押犯罪嫌疑人的休息权、医疗保障权等，亦应于以切实保护。
国际司法准则规定的被羁押者应享有的待遇，立法亦应予以有效保障。主要包括：⑴关于反对断绝与外界接触的拘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1条第2款规定：“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实践中，侦查机关以种种借口不履行这一义务的现象大量存在，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应当切实保障被逮捕人这一待遇的享有。⑵关于接触家庭成员及其他人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亦应做出明确规定并予以保障。⑶关于禁止刑讯逼供和非法待遇。对被羁押者的这一权利尤应予以保护。应制定完善的措施以防止刑讯逼供及实现对刑讯逼供者法律责任的有效追究。我国应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上述内容的立法，切实保障被羁押者应享有的待遇。

〔注释〕
⑴〔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⑵〔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⑶陈卫东、郝银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T〕，法学研究1999（1）
⑷郝银钟，检察权质疑〔T〕，中国人民大学报1999（3）
⑸慕槐，对法官施加影响〔T〕，法学研究1994（3）
⑹转引自贺卫方，司法的制度理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