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人大常委会


沈阳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



（2006年11月16日沈阳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2007年1月12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防治环境噪声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保障人体健康，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环境噪声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环境噪声污染的防治及其监督管理。

　　第四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部门是本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区、县（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公安、交通、城乡建设、城市规划、工商、文化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在编制城乡建设规划时，应当充分考虑声环境质量的要求，科学划分城市功能区，合理安排道路、交通、建筑物、绿化带等建设布局。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鼓励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的科学研究，支持先进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的推广。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声环境质量的义务，并有权向有关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和投诉环境噪声污染行为。

　　第二章 环境噪声污染的监督管理

　　第七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划定本行政区域内各类声环境质量标准的适用区域，制定实施标准的措施，防止和控制环境噪声污染。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声环境质量负责，并定期进行检查。

　　第八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履行下列职责：

　　（一）拟定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规划，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负责组织实施；

　　（二）督促、指导、协调其他负有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权的部门履行其职责；

　　（三）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环境噪声监测网络，组织对环境噪声情况的监测和检查；

　　（四）统计分析本行政区域内的声环境质量状况，并定期向社会公布；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九条 市和区、县（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对工业生产、建筑施工和商业经营中使用固定设备产生的环境噪声污染实施监督管理。

　　公安机关负责对机动车辆噪声污染和商业经营等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环境噪声污染实施监督管理。

　　市和区、县（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对道路、城市轨道交通的环境噪声污染实施监督管理。

　　市和区、县（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对建设项目的隔声质量实施监督管理。

　　第十条 居民委员会（社区）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加强居民住宅区的声环境管理，协调解决居民住宅区的环境噪声污染问题。

　　第十一条 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对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噪声污染行为予以制止，并及时向有关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第十二条 环境保护、公安、交通、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应当设置、公开环境噪声污染举报电话、电子信箱等，并在接到有关环境噪声污染的举报、投诉后，依法作出处理。

　　第十三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按照国家和本市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标准及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要求，合理划定医院、学校、机关、科研单位和住宅区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与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公路、城市道路、地铁、高架桥、轻轨道路等市政基础设施的防噪声距离，并提出相应的规划设计要求。

　　第十四条 建设医院、学校、机关、科研单位和住宅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时，建设单位应当考虑周围噪声源对建设项目本身的影响，在已经存在噪声源的环境进行建设的，应当同时建设相应的噪声污染防护设施。

　　第十五条 新建娱乐、餐饮、加工、维修、健身、洗浴、批发市场、客货运输场（站）及其他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项目，建设单位必须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必须依据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为其办理营业执照。

　　本条例实施前已取得营业执照，但未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准文件的娱乐、餐饮、加工、维修、健身、洗浴、批发市场、客货运输场（站）等经营单位，应当限期补办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第十六条 工业、商业企业使用固定设备和建筑施工单位使用机械设备，可能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必须依法向市或者区、县（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登记。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于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设施，应当按照市或者区、县（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进行治理。

　　第十八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在城市市区的主要交通要道、商业区和人口集中区域，合理设置环境噪声自动监测设施，加强环境噪声监控。

　　第十九条 在中、高考期间，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公安机关，对建筑施工和住宅楼室内装修等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活动，作出作业区域、时间的限制性规定，并提前7日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 工业噪声污染防治

　　第二十条 从事工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生产设施合理布局，采取隔声、消声、减震等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减轻环境噪声对周围生活环境的影响。

　　第二十一条 在城市范围内设置工业设施或者从事机械加工金属、石材、木材等工业生产活动，产生的环境噪声，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第二十二条 因工程爆破等生产活动，确需排放偶发性强烈噪声的单位，按照管理权限，必须提前5日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进行。

　　公安机关应当提前将拟发生偶发性强烈噪声的时间、地点以及联系人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销售、进口国家禁止的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设备。

　　第四章 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

　　第二十四条 建筑施工单位，应当采取安装隔声、消声设施等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的措施，在建筑施工中产生的环境噪声，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

　　第二十五条 在下列区域内，22时至次日6时，不得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

　　（一）居住区和其他人口密集区；

　　（二）医院、疗养院、学校、图书馆、幼儿园、老年公寓、机关、科研单位所在的区域；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重点保护区域。

　　确因抢修、抢险作业和生产工艺上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必须有市或者区、县（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证明，并将连续作业的原因、内容、时间及联系方式、投诉渠道予以公告。

　　第二十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对建设项目施工作业期间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提出要求，并对其落实措施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第五章 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

　　第二十七条 建设公路、城市道路、高架桥和轻轨道路等交通工程项目，确需经过医院、学校、机关、科研单位和住宅等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可能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建设单位应当采取设置隔声屏、建设生态隔离带等措施。

　　第二十八条 在交通干线两侧新建住宅的，建设单位应当采取安装隔声设施等防止交通噪声污染的措施。

　　第二十九条 在用机动车辆噪声排放，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噪声限值。

　　在用机动车辆消声器及其他防治噪声污染的设备必须保证正常、有效使用，不得改装、拆除或者闲置。除警车、消防车、工程抢险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外，其他车辆不得自行安装报警器。

　　第三十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规定的汽车定置噪声限值标准，定期公布需要进行噪声检测的机动车车型种类。

　　机动车检测机构应当按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车型种类，依法对机动车辆排放噪声情况进行检测。

　　机动车噪声检测不合格的，公安机关不予颁发定期检验合格证。

　　第三十一条 除警车、消防车、工程抢险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外，凡在市区内行驶的机动车，不得使用气喇叭等高噪声的声响装置。

　　第三十二条 市公安机关应当根据本市声环境保护的需要，在城市市区内划定机动车辆禁鸣区域、路段和汽车、摩托车等机动车辆禁行的路段、时间，并设置禁鸣警示标识，向社会公告。

　　第三十三条 设置机动车停车场、公交车候车站、客货运输场（站），应当合理选择位置或者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环境噪声污染。

　　各类营运车辆不得采用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乘客。

　　第六章 商业经营等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

　　第三十四条 在住宅楼内和楼下开办的娱乐、餐饮、加工、维修、健身、洗浴等经营项目，经营单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产生的环境噪声污染进行治理，其排放的环境噪声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对于造成严重环境噪声污染的经营单位，依法限期治理。

　　第三十五条 新建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的边界噪声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市和区、县（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核发文化经营许可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核发营业执照。

　　第三十六条 设置在住宅楼内的电梯、供水、供热、空调、通风等公用设备，其排放的噪声超过国家和省规定标准的，开发商、建设单位或者公用设备管理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

　　第三十七条 位于住宅区内的娱乐、餐饮、加工、维修等产生环境噪声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营业，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经营活动中产生噪声影响周围环境。

　　第三十八条 18时至次日8时，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不得进行可能产生噪声的室内装修活动。在其他时间内进行室内装修作业的，应当采取噪声控制措施，避免对周围造成环境噪声污染。

　　第三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商业宣传、礼仪庆典等商业活动中，不得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医院、学校、机关、科研单位、住宅等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使用各类扬声器、音响器材时，应当控制音量，不得产生扰民噪声。

　　在公共场所进行文体等活动，使用音响器材或者实施产生噪声的行为，必须遵守公安机关的规定，避免造成环境噪声污染。

　　第四十条 商场、超市、餐饮、娱乐等经营性场所，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室内噪声，防止环境噪声污染。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新建娱乐、餐饮、加工、维修、健身、洗浴、批发市场、客货运输场（站）及其他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项目，建设单位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按照管理权限，由市或者区、县（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补办手续，擅自开工建设的，责令停止建设，可以处5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工业、商业企业使用固定设备和建筑施工单位使用机械设备可能造成环境噪声污染，拒报或者谎报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事项的，按照管理权限，市或者区、县（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中、高考期间未按规定在住宅楼室内进行装修作业，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元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未经公安机关批准，擅自进行工程爆破等产生偶发性强烈噪声活动的，由公安机关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500元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生产、销售、进口国家禁止的产生环境噪声污染设备的，由市或者区、县（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能分工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业、关闭。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在禁止的时间和区域内，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的，按照管理权限，由市或者区、县（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规定，机动车辆擅自安装报警器或者在市区内使用气喇叭等高噪声声响装置的，由公安机关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200元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营运车辆采用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乘客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并处100元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18时至次日8时，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内进行产生环境噪声的室内装修活动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元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单位和个人在商业宣传、礼仪庆典等商业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违反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单位和个人在医院、学校、机关、科研单位、住宅等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和未遵守规定，在公共场所进行文体活动使用音响器材或者实施产生噪声行为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0元罚款。

　　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二条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部门，未按本条例规定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应当依法作出处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7年2月15日起施行。




我国目前减刑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我国刑法中的减刑制度，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我国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重要经验。然而，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反映，自今年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减刑专项检查活动以来，发现违法减刑13961人，纠正4331人。为杜绝违法减刑，促进罪犯积极改造，悔过自新，减少监管工作难度。笔者认为，查找减刑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是一剂好的药方。
一、减刑中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案件法律文书内容过于简单，个别案件材料不全
由于案件数量过多，为减少减刑工作中不必要的重复劳作，几个相关的业务庭均制作了合议笔录、结案报告、审批表等制式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办案进度。但是，有些案件的法律文书内容过于简单，如没有记录呈请减刑的罪犯是否在一线劳作、法院改变监狱意见的理由、上一次减刑的时间等与减刑有关的重要内容；有的合议笔录简单到只记载承办人的减刑意见，对于承办人提出减刑的理由以及合议庭其他成员同意或不同意承办人意见的根据只字不提，甚至连合议庭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也未能体现。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案卷本身无法反映出案件审理工作的全貌。有的减刑案件合议笔录的字迹很难辨认，对于审判员发表的是什么意见，不能一目了然看出来，要靠推敲和猜想；也有个别案件，因工作疏忽，案件材料不全，存在没有呈批表，该由庭长审批的庭长没有签字，案件做撤卷处理而合议笔录却未反映等现象。
（二）个别案件的减刑超过地方法规的减刑幅度
通过调研发现，存在减刑案件呈报减刑的意见明显超过了地方法规有关减刑幅度的规定，而承办法院均按照监狱意见予以减刑，与地方法规存在冲突。并且地方法规本身存在自相矛盾性，既不利于实际操作，也不利于维护法律尊严。
有些案件，未能准确适用地方法规中关于剩余刑的规定。
（三）根据地方法规的规定，对于余刑在两年以下的罪犯，具有突出悔改表现、立功表现或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可一次减去余刑，但罪犯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这样做，既符合减刑工作的总体精神，又有利于减轻罪犯羁押场所的压力。但是有的法院对于减刑条件的理解过于机械，对服刑时间较长监狱报减余刑的罪犯，特别是余刑仅剩几个月的罪犯，没有裁定减去余刑，而是留下尾巴，没有给监管部门缓解压力，忽视了审判工作的社会效果。
（四）现行刑法对于减刑的规定比较原则。因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各地情况，制定出各自的细则、实施意见、通知等。各不相同，实质是在地方上，正是这些地方法规真正起着决定作用。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是全国统一的法律，也是比较原则。为了确实使减刑制度得以有效正确统一地实施，实践部门亟待全国统一的，可行的实施细则制定、颁行。
（五）减刑审批权和适用程序受到质疑
“了解情况的无权做决定，不了解情况的有决定权”这是实际工作者对减刑工作由监狱负责监管改造，却只有申报权，而法院基本不掌握实际情况，却规定细则、比例、有减刑审批权的一句总结语。罪犯服刑监狱对无期徒刑的减刑建议，在报请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机关同意后，才提请相应的人民法院审核裁定。
（六）被减刑人员在减刑以后的监督和制约脱节
减刑之后尚有余刑者，如果出现不符合减刑条件的，无法撤销先前的减刑裁定；减刑之后没有余刑，出狱后，如果出现不符合减刑条件的情况，亦无法撤销先前的减刑裁定，收监执行。
（七）把减刑办成“轮流坐庄”制
部分监狱通行也将减刑承报办成“轮流坐庄”，是因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减刑条件，但地方法规人为限制了减刑比例，对够条件但又在比例之外的罪犯，只好排队减刑，违背了减刑本质，导致罪犯产生错误的想法与认识，严重降低减刑的质量。
（八）地方法规人为规定减刑比例普遍和突出，比如20%或30%，严重阻挠了刑法关于减刑的立法精神的实施。
九）在监狱法实施过程中，有些地方存在监狱向人民法院交裁定书成本费，法院要求监狱承担裁定书打印费用的情况。这种没有法律依据的做法，与我国司法经费的财政保障体制不相符合。
（十）申诉与减刑问题，保外就医、监外执行与减刑问题
刑法规定减刑条件为悔改表现，而申诉是法律赋予罪犯对有罪判决不服时请求重新审判的权利。罪犯申诉表明其不认罪不服法，但对申诉的罪犯不予减刑，违背保护罪犯基本权利的原则。
监外执行与保外就医的罪犯是否适用减刑，也是争议问题。
二、解决减刑中存在的问题对策
减刑是刑罚执行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减刑工作开展的好坏，不仅关系到监狱部门的工作，而且还涉及到我国执行制度的法制建设问题；不仅关系到现实的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刑罚目的的实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减刑工作需要得到更进一步的重视，迫切需要在理论研究、立法的司法各个环节加以科学化和规范化。
（一）应本着现代刑事政策重视行刑、注重刑罚效益、刑罚公正和罪犯回归社会的精神的趋向，从整体上摒弃人为规定的减刑率，依法适用减刑。应当严格按照刑法的立法原意，建立合法有效的激励机制，促使罪犯健康回归社会，促进刑事司法工作向科学化、国际化的水平发展。
（二）在执行新刑法对罪犯适用减刑的规定的工作中，应在征求全国各省建议的前提下，由全国人大立法、细化《最高法院〈关于减刑规定〉》，应快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可操作的、符合立法精神的统一的减刑实施细则，积极落实对罪犯的减刑工作，消除司法不统一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根据调查，从被减刑者与刑满释放后重新违法犯罪的情况来分析，近几年已获减刑的罪犯的重新犯罪率，低于刑满释放人民的重新犯罪率，因此法院、监狱以及监管部门需要更新观念，不能以偏概全，因担心极个别人可能出问题而影响整个工作的正常进行。解放思想，在严格执法基础上，应当充分发挥减刑的作用。
（四）加强减刑的个别化处遇。对在改造中有重大立功表现，属老弱病残范围内，丧失再危害社会能力等的，应考虑特殊情况，本着立法精神，适当放宽考虑办理减刑。对其放宽期限和程序等变通性适用法律系统明确规制。
对未成年犯罪的减刑，在掌握标准上可比照成年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犯认罪服法，遵守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积极参与学习，完成一定劳动任务的，即可以视为确有悔罪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时间可以相应缩短。
对罪行严重的罪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主犯、累犯的减刑，主要是根据他们的改造表现，同时也要考虑原判决的情况，应当特别慎重，严格掌握。
（五）取消对减刑率的地方规定。有的地方法院明确规定减刑的比率，如规定减刑的比例为20%—30%。对此，应当严格依法办事，而不应规定减刑的具体数量或比例，限制减刑的依法落实，抛弃“行刑人治”的负面影响。
（六）对刑法关于减刑的规定，应当坚持刑罚个别化的观点，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在新时期暴力犯罪猛增、监狱在押犯爆满的严峻形势下，如果坚持片面的或绝对化的观点，不仅对罪犯的改造效果、罪犯对现行法律的认识，还是对于监狱的监管改造以及安全工作都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根据现代刑事政策，法律对犯罪人处以刑罚，并非出于报应，目的在于矫治罪犯，使其回归社会，以达到特殊预防目的。既然已经确认被减刑者确有悔改，释放后不致再危害社会，
以无期徒刑为例，从法理上讲，既然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判刑人就应当被终身监禁；然而在实践中被判处无期徒刑，绝少有实际执行终身监禁的，一般都被减刑。如此规定当前所倡导的积极采用减刑及其它非监禁刑，有效促使被判刑人悔过自新、顺利实现再社会化的世界发展趋势相符合。
对于罪犯减刑应考虑规定适当的考验期并且规定若干原则和标准，划定相应的期限，如三至六年，或六到九年，或者就是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作为减刑的考验期。我国假释考验期、国外减刑考验期的规定都可以借鉴。
（七）建议增加规定，对于被减刑的犯罪分子，在减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对此，在办理罪犯减刑工作中，具体操作时不需要事先征求被减刑者所在地公安机关意见，但应当向公安机关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对被减刑者在减刑考验期进行帮教和监管工作，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综合考虑，不能以公安机关能否监督作为减刑的先决条件之一，这样会严重影响减刑的办理，也会束缚监狱管理机关的手脚。在客观上公安机关一票否决制，干涉了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因此，在办理减刑案件的过程中，不必事先征求公安机关意见，但要明确其监督帮教职责。
（八）加强对被减刑者的监督。对于罪犯在减刑考验期内是否再对社会产生危害，不仅要由公安机关进行监督。而且要有一定的经济担保，应有担保人进行担保，将监督和帮教工作落实到人，一旦失控，担保人应负相应的法律责任。通过担保人的连带责任，促使落实减刑期间的监督工作。
（九）迫切需要建立减刑专业监督官队伍。我国目前的刑罚执行存在割裂和混乱的现象，导致衔接和协调不力，而且，对立统一的刑罚执行体系，在司法干警和司法助理员队伍的基础上建立专业的减刑专业监督官队伍，对减刑的罪犯进行有效的监督考察。与此同时，还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考察期间监督官和罪犯的权利义务。此外 ，应当根据预防犯罪和罪犯回归社会的需要建立社会工作者队伍，并加强对社会工作者的培训和支持。
（十）法院及执法部门领导应改变观念，多领会法律的立法原意、精神本质，树立严格依法办案的思想；同时了解个案具体情形，具体案情具体分析。第一线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执行观念、执行水准决定执行结果能否忠实立法精神、并且能否符合法律的范围内，适度灵活。
（十一）改革减刑审批权。刑法第79条，刑事诉讼法第221条均规定，减刑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被动地接受监狱部门报送的关于减刑的书面材料，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很少主动去监狱实地了解待减刑罪犯的具体情况。
这种程序的弊端显而易见。第一法院所作的裁定主要根据监狱提请报送的书面材料，这种“书面审”大都没有了解和结合罪犯在监狱的实际表现及具体情况。影响对罪犯人身危险性的判断和监督措施的落实；第二，法院与监狱部门之间配合的脱节直接影响减刑的贯彻落实，关系到改造质量和罪犯人权的保障；第三，地方法院内部也存在一些限制规定，例如规定一定的减刑率，限制了减刑的适用，使真正得到改造、确有悔罪表现、减刑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无法通过减刑而很好地回归社会；第四，有些法院不仅怕减刑后出现问题担责任，而且有的法院未将办理减刑案件的数量计入每年办案的工作量，影响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对减刑案件的态度处于消极态度。
对此，监狱行使减刑权并未对法院独立审判权构成侵权；赋予监狱减刑权，有利于程序简化，强化监狱监管职能，有效激励罪犯改造；国外许多国家规定监狱具有减刑权值得借鉴。
鉴于目前减刑审批制度的种种弊端，建议借鉴国外做法，改革我国现行减刑审批权。具体在司法部门内设立减刑审批机构，机构人员由法官、检察官、公安和司法部门的代表、律师、有关专家及相关人员组成。
（十二）严格依法办案，提高诉讼效率。刑事诉讼法第222条、监狱法第30条均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减刑建议书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审核裁定，案情复杂或者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一个月。但是，在实践中减刑案件的办理往往久拖不决。
减刑的及时性是发挥减刑激励机制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严格执法、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减刑亦是如此，迟到的正义即非义。价值、公正与效率并重。减刑建议审核期间罪犯的思想高度关注人民法院裁定的结果，如果超过法定裁定期限，不仅会给罪犯本人思想情绪带来波动，同时会影响多数罪犯的改造积极性，不利于维护国家行刑司法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也不符合法律规范。
对此，必须严格人民法院审批减刑案件的期限，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
（十三）减刑确定后，裁定书应当即时送达。送达前，发现减刑的事实有出入或者罪犯有违纪、犯罪行为，可能影响减刑的，应当暂停宣告，进行复议。
（十四）改革减刑案件的审理方式。人民法院对减刑案件的审理应当公开进行，改变目前法院书面审理的模式。
公开审理减刑案件不仅有利于正确贯彻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而且还可以在深层次上促进刑罚目的实现。2000年1月28日，河南省开封市中级别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在河南省第一监狱公开审理了3起减刑、假释案件。河南省一监近千名在押人员旁听了此次审理。这是该法院首次在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中适用公开开庭的形式。据该院副院长平艳明介绍，过去法院对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均采用由执行机关呈报，法院进行书面审理的模式。由于透明度不高，社会上流传许多关于减刑、假释裁定有失公正的说法，这说明旧的模式已不再适合当天工作的需要。这一事例说明，对减刑案件进行公开审理不仅可以消除社会误解，促进服刑人员的改造，而且还可以保障公正执法，排除外来干忧。同时，公开审理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形式。
（十五）完善减刑的撤消制度，保证减刑质量。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对于减刑的适用规定较多，但对于减刑撤消的程序、被减刑者的诉讼权利尚缺乏具体的规定。这既是减刑制度的一个缺陷，也不利于罪犯人权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