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危险行为责任构成的理论反思

齐 汇清华大学法学院

【案情介绍】
正义网重庆4月21日讯，莫名其妙被高空掉下的花盆砸成７级伤残的受害者蒋祥发，将花盆下落地??重庆市渝中区文华大厦Ｂ座的55户住户共同告上法院。2002年4月16日，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据了解，原告蒋祥发原是中国十八冶金建设公司第三工程公司的电工。2001年9月27日早晨6时许，当他途经文华大厦Ｂ座路段时，被该楼一住户抛下的一个装满重达两公斤左右泥土的塑料花盆击中头部，当即倒地昏死过去。之后，蒋被人送到医院抢救治疗，先后花去医药费７.１万余元。2002年9月25日，经市法医验伤所鉴定，蒋有轻度智能障碍，且伴有外伤性癫痫，属７级伤残。由于出事之后一直查不出是哪家住户扔下的花盆，７万多元的医药费使蒋祥发背下了沉重的债务。于是，他一纸诉状将文华大厦Ｂ座55户住户全部告上了法庭，要求这些住户共同赔偿医疗费、后续医疗费等各项费用25万余元。
法庭上，蒋祥发的代理律师认为，花盆是从文华大厦３、４单元抛下的，由于这起高空抛物伤人案一直无法查到肇事者，按照法律规定，该民事案件应由文华大厦整栋楼的住户共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

【各种观点】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存在着这样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按照传统侵权行为法中“为自己行为负责”的理论和过错责任的基本归责原则，本案中的原告必须查清到底是由哪个住户施加的侵权行为，并请求其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依照侵权行为法中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有关规定，要求重庆市渝中区文华大厦Ｂ座的55户住户共同承担原告所受损害之连带赔偿责任。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中55户住户有一家的花盆掉下将原告砸伤的侵权行为并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而应当采取过错推定的归责方式，通过合理范围的划定来确定55户住户中应当推定由哪些人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学理分析】
以上三种观点中，笔者支持第三种观点，即应当采取过错推定的归责方式来确定55户住户中应当推定由哪些人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在分别在法政策和责任构成上出现了实践和理论上的“不正义因素”，以下对于上述二者稍加分析。

一、对第一种观点的分析
根据第一种观点，受害者必须查清到底是由哪个住户实施的加害行为，并对其行使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由于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现代社会中高层建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城市里激增，导致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1此种问题所造成的损害的往往属于“瞬时发生的意外事件”，故此受害人常常无法预知和确定此种损害究竟为何人所为。按照侵权行为法的一般理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必须有特定的相对人，进而由此基础上证明侵权责任构成的其他要件。而在此种较为特殊的侵权行为中，由于被告往往难以确定，而导致被害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致使被害人的权利难以得到救济，从而违反了公平正义的自然法理念。
不过也许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在本案中，当受害人蒋祥发被高空掉下的花盆砸伤后，其如果真正希望找出肇事者在一般情形下也并非难事。如果其真正愿意查出加害人，蒋祥发完全可以以过失致人伤害罪为由，请求公安机关启动刑事侦察程序。一旦公安机关刑事侦察介入本案，相信本案的真凶将很容易查出。但是就本案看来，原告所希望的是及时的得到民事救济，而对于加害者刑事责任的追究把持消极的态度。因为如果真正查出真相，万一此人没有足够的责任财产，那么原告的损害依旧无法得到及时的补偿，而这对于原告将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原告选择了民事诉讼的方式，请求重庆市渝中区文华大厦Ｂ座的55户住户共同承担对其损害的连带赔偿责任，以期尽快得到民事赔偿。但是在民事诉讼中由于原告自己不能启动刑事侦察程序，因此要求由原告完全查清损害的实际制造者，实为难为原告之举措，此种处理案件的方式存在着不公平之处较为明显，故此不多赘。

二、对第二种观点的分析
按照第二种观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不能确定实际侵害行为人的，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行为造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七款之规定：“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认为本案构成共同侵权中的共同危险行为，并对重庆市渝中区文华大厦Ｂ座的55户住户苛以向原告损害进行赔偿的连带责任。我认为，此种看法在学理上是不存在合理依据的。
首先，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存在数个行为人或者参与人，且数人之间并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2、数人共同实施了危及他人人身安全或者财产安全的行为；3、数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事实因果关系属于“不确定的因果关系”；2由以上三者我们应当看出，本案不符合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首先，共同危险行为要求存在数个行为人或者参与人。而在本案中，实际上只存在一个加害人，并不存在数个加害人的情形。其次要求数个加害人共同实施危及受害人人身安全的行为，但是在本案中我们怎么也不能找到所谓“共同实施”的痕迹，因此亦不应当构成共同危险行为。最后要求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不确定的因果关系”。而本案中除加害者外，其他54户住户根本就没有实施任何加害行为，甚至没有实施任何具有危险性的行为，又如何将“不确定的因果关系”加载于根本没有实施任何与原告损害有关的行为的住户身上呢？将此种情形视为共同危险行为显然是没有理论依据的。
其次，有的学者认为在此种情形下，应当让受害人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使其合法权利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并认为从保护受害人出发，仅能证明自己未从事加害行为不能被免责，必须证明谁是加害人才能被免责。 我认为，这种立场是值得商榷的。其一，使受害人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是指对于加害人（此处的加害人包括实行了具有损害被害人利益的危险行为的加害人）而言，而不是对于所有人而言。之所以给予受害者这种法律上的优越地位是因为加害人的侵权行为导致法律对加害人进行了“减等的评价”，从而有利于被害者的救济。但是除开加害者外，其他的住户并没有实施任何加害于被害人的行为，又为何要对这些“无辜者”进行“减等的评价”呢？难道是因为这54户住户不应当住在重庆市渝中区文华大厦Ｂ座这座居民楼里？这显然是不成立的。其二，对于共同危险行为免责事由的问题笔者持有不同的见解。在此问题上，学界大致分为两大学派。一为肯定说，二为否定说。肯定说认为，只要数人中有人能够证明自己根本没有加害他人的可能的，也就证明了自己没有实施危险行为，此时即便其他人中仍然不能确知谁为加害人，也应当将该人排除在共同危险人之外，使其免责。 否定说的学者认为为了更加有效的保护受害人应当采取否定说，因为即使数人中的某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加害行为，也不能当然地令其他人负赔偿责任，倘若其他人也如法炮制地证明自己没有加害行为，则势必会发生全体危险行为人逃脱责任的现象，受害人所受损害根本无法获得补救。 我认为，此二种观点都存在着值得商讨的地方。对于肯定说，笔者提出的疑问是“能够证明自己根本没有加害他人的可能的，也就证明了自己没有实施危险行为”又怎么会纳入要证明的视野之内呢？比如，有的学者举例，说甲乙丙三人同时开枪，有一发子弹打中了受害人丁，导致丁由于中弹死亡。然后说由于甲的子弹开枪时被卡在了枪膛里，没有发射出去，因此在诉讼中，甲可以举证证明自己的行为根本不存在伤害丁的可能，由此被免除共同危险行为的赔偿责任。但是没有发射子弹，在根本上就不可能造成对丁的损害，实属加害行为客观不能的场合。既然根本没有实施具有危险性的行为，又怎么会被纳入共同危险行为的“考察范围”之内呢？对于否定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过分的强调受害人的权利而极大的忽视了加害人的权利，剥夺了加害人在自己处于不利局面下“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不宜采用。其三，依照王利明教授的观点，“从保护受害人出发，仅能证明自己未从事加害行为不能被免责，必须证明谁是加害人才能被免责。”此种对免责事由的界定方式可能会导致对加害人极为不利的局面。首先，这种严格的限制不利于保护无辜者的合法权益，给非实际造成损害者施以过重的证明负担，将公平和正义的天平过分的倾向于受害人一方，不利于实现法的正义性和正当性。其次，要求数个加害人指认到底是由哪个具体的加害人实施了侵权行为将有违共同危险行为的本质属性。因为如果有人可以通过举证证明到底是由哪一个侵权人实施了侵权行为，势必将打破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格局。共同危险行为的归责方式本来就是在查不清真正的加害人的情况下才予以实施的一种处理损害赔偿的方式，但是如果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具体由哪一个加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将超出共同危险行为的理论范畴，成为其他的侵权归责形态。最后，此种“排除自己，指认他人”的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具有弊端。因为如果在数人中某人确知哪个共同危险行为人为实际的侵权人，但是由于胁迫等种种原因致使其不敢提出指认的情形，将有可能导致非公平和非正义的产生。就算事后查出此种胁迫的原因予以司法救济，也将是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另一方面，这种指认有可能导致几个共同危险行为人为了使自己脱身从而联合起来指认一个共同危险行为人的情形，而当此被指认人为无辜者时，将更加的有失公允。

三、对第三种观点的分析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中55户住户有一家的花盆掉下将原告砸伤的侵权行为并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而应当采取过错推定的归责方式，通过合理范围的划定来确定55户住户中应当推定由哪些人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之所以该种观点认为本案不够成共同侵权行为，理由在于本案中并非55户住户均同时实施了对原告蒋祥发的危险行为。如果说本楼的55户住户同时将55个花盆从楼上扔下，其中有一个或者数个砸中原告，那么本案即可认定为共同危险行为。有的学者对此种认定方式提出了疑义，认为如果机械的照搬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将“共同行为”的范围作严格限定范围的解释将有可能导致不利于对原告的救济。比如德国学者Esser对于如何认定“共同行为”提出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标准，其认为：“只要当受害人陷于因果关系举证上的困难时，就不应当局限于数个参与人应有时间与空间上的结合这一要件，即使没有如此结合的事实，也会适用共同危险行为。”目前，Esser的这一学说已经成为了德国的通说。
虽然Esser的学说已经成为德国的通说，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学说并不适合在我国适用，此种学说借鉴进来，将有可能导致外部资源难以本土化的尴尬。Esser的学说之所以成为德国的通说，是因为德国民法在其漫长的发展与进化的过程中，不断的总结本国司法实践经验和本国公民道德水准以及认识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后得到的理论。在德国人看来，这种制度的建构能使得法意与人心之间形成和谐的统一。
在德国民法的发展历程中，对于共同行为的判断经历了一个由严格到宽松的演变过程。早期的德国帝国法院与联邦最高法院都非常严格的解释共同危险行为，要求数个被告的行为必须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所的行为，即“时空上的共同性”。如果各被告的行为在时间上和场所上发生了分离，就不属于共同危险行为。 后来，随着德国民法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法院的判例和学说逐步放宽了这一要求，认为只要具有时间或场所上的关联性就可以了，无需时空上的同一性。由于此种观点受到德国著名民法学家Karl Larenz的推崇，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此种认识成为德国的通说。
对于共同危险行为构成要件中，到底如何认定“共同行为”，我国大陆学者提之甚少。其实该问题甚为重要。因为如果将此种认定标准规定得过于宽松，将导致那些与受害人的损害毫无关系的人被无辜的背上证明责任的沉重包袱，这样对于这些共同危险行为中的无辜者是极为不公平的。他们往往没有实施任何具有危险因素的行为，而要承担一定的损害赔偿责任。这种制度设计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下是不符合民众基本意愿和内心情感的。如果将标准规定的过于宽泛，将有可能导致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因为在这55户住户中的大多数看来，自己并没有实施任何加害行为，而要自己承担原告蒋祥发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这种做法是不正义的。因此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证明自己的免责事由。由于人数较多，每个人都来证明自己的免责事由势必导致司法程序的冗长和社会应有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从主观证明责任的角度来看，要证明某个事实存在往往是比较容易证明的，因为发生过抑或既已存在的事实在现实中往往留有痕迹。而如果要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做过某个行为，将非常的困难。 在本案中，55户住户中没有实行侵权行为的住户需要证明自己与原告的损害无关，就必须证明以下一些事实：1、自己家里在案发之时没人，且自己家里没有用花盆养花（因为搁置在窗台或者阳台上的花盆有可能受外界的某种因素影响而从高空坠落）；2、自己当时却实在家，但是不存在将花盆碰落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当中大多数是属于某种事实没有发生过的证明，此种证明往往很难穷尽所有的合理怀疑的情况，因此对于这些“无辜的大多数”施以如此重的证明责任将有违正义的基本理念。因此，我认为将认定“共同行为”的标准扩展得过于宽泛在现今的中国社会是不可取的，这种制度的移植应当稍加缓行。
相反，如果将此种标准认定的过于严格，又极有可能导致无辜的受害人无法得到充分而及时的救济。此种假设的理由在前文第一种观点的阐述中已经加以说明，故此不赘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当在无辜的受害人和无辜的“大多数”之间寻求一种适度的平衡，既使得受害人能及时的得到救济又不冤枉那些自始“置身事外”的善良人。我比较赞同Larenz教授的观点，认为数人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关联性，以致这些行为被整体的加以看待，并都与受害人损害事实之间存在潜在的因果关系。因此在处理本案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够一味的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而对整栋楼的住户均苛以赔偿责任。而应当通过物证检验技术比较精确的确定是从哪一层以及以上的楼层扔下来的，然后再将具有这种加害可能性的住户和房屋的产权人拉入诉讼程序，通过法庭辩论与调查，充分的予以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从而排除不具有加害可能性的住户，最后要求那些不能证明自己免责事由的住户对原告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但是这种对“无辜”住户苛以损害赔偿责任的理论依据不应当视为共同危险行为中对行为人的责任认定，而应当理解为一种单纯的过错推定。即原告能证明其所受的损害是由被告或者有可能由被告所致，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上就应当推定被告有过错并应负民事责任。

【结语】
这是一篇并不规范的学术论文，因为并不存在所谓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严谨的逻辑结构，从观点的取向上来看，本文具有更多的后现代法学中解构主义的理论色彩，更多的是在怀疑、在发问、在思考、在批判。本文并不符合法学建构主义的理论要求，没有提出什么理论上的“新鲜货”，所以只能是一种反思和检讨。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言及：“没有建构的解构是不负责任的解构”，或许本文又再一次的将自身置于这种批判的视野之内，但求引发法律人对于共同危险行为责任构成的理论反思与自我检讨。
本文中笔者着力论述了关于共同行为的认定标准的问题，并提出要找寻符合中国本土资源和人情习惯的制度建构抑或制度移植。Esser教授的理论虽然在德国具有通说地位，但是他所倡导的那种宽松的认定标准并不符合我国现阶段老百姓的基本情感和道德范畴。因此如何制定或借鉴国外在共同危险行为这一问题上的制度规定，并使其符合中国人的价值情感和评判标准将是我国侵权法学界值得再研究的一个问题。

尾注：
1 由于现代社会高层建筑的增加，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在高层建筑之间形成了各种长度、宽窄不一的“建筑峡谷”，而这些“建筑峡谷”又往往导致城市飓风的产生。在法律方面产生了建筑物搁置物、悬挂物坠落致人损害的情形，在日本亦有因建筑物过高导致遮挡阳光而引发的基于光明权而产生的请求权等。
2 参见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评论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以下。（此部分由程啸撰写）
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
当然，王利明教授的观点应当属于肯定说中较为严格的一种认定免责事由的方式，但总的来说还是偏向于肯定说的基本立场。
肯定说和否定说的观点参见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评论与展望》，第237页。（此部分由程啸撰写）
参见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评论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此部分由程啸撰写）
在这个方面，德国的一些制度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我国的极大的不同之处。比如德国刑法关于不作为犯罪的规定方面，德国人认为如果看到有人落水，而站在岸边的围观者见死不救，通通构成不作为犯罪。而如果将此种制度引进到中国，将导致法意与人心的脱离。德国的社会结构与我国存在巨大的差异，人们在道德以及情感等方面的认识和标准存在着差异，因此Esser的观点是适应德国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和人们基本情感的制度建构，但是此项制度如借鉴到当今中国，将导致外部资源难以本土化的结果。
例如德国帝国法院（RG）1919年7月12日。本资料来源于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评论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页。（此部分由程啸撰写）
在此问题上能予以提及的例子有很多。比如要求行为人证明自己结过婚，行为人只要拿出结婚证或者离婚证即可证明。但是如果要求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结过婚，则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又比如要求行为人证明自己说过某句话，行为人可以提供相关的人证和某些视听资料予以佐证。但是如果要求行为人证明自己没有讲过某句话，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既然没有讲过，就意味着在世间没有留下过任何痕迹，没有任何痕迹的证据又何以加以直接证明呢？
此种定义先见于佟柔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570页。笔者对于原文的定义进行了一些增改，以符合本文的基本立场。
海南省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


海南经济特区住房公积金政策性个人住房抵（质）押贷款办法
海南省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支持职工个人购、建、大修自住住房，规范住房公积金政策性信贷管理，维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建设部《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和《海南经济特区住房公积金管理规定》等
有关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住房公积金政策性个人住房抵（质）押贷款（以下简称本项贷款）是指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运用归集的住房公积金，委托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受托贷款人）向已缴存住房公积金并在当地城镇购、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从业人员个人（以下简称借款人）发放的政策性抵
（质）押贷款。
第三条 办理本项贷款实行个人财产抵押（或质押）和贷款合同履约保证保险及财产保险相结合的方法。

第二章 贷款对象和条件
第四条 本项贷款对象为在本经济特区范围内缴纳住房公积金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从业人员。
第五条 借款人申请本项贷款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本人连续一年以上逐月足额缴纳住房公积金并存入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专户；
（二）购、建、大修自住住房并已交付总价款的50％以上；
（三）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和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四）有可作为抵押的所购、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合法房地产，或可作为质押的受托贷款人认可的有价证券；
（五）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和受托贷款人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章 贷款额度、期限和利率
第六条 本项贷款额度按“借款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累计余额×倍数”确定，但最高不超过借款人实际应付购、建、大修住房款的50％。其中，工作年限满十年以上的从业人员，倍数不超过6；工作年限不足十年的从业人员，倍数不超过9。
第七条 工作年限满十年以上的从业人员，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5年；工作年限十年以下的从业人员，贷款期限可适当放宽，但最长不得超过10年。
第八条 本项贷款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按3个月整存整取存款利率基础上加点执行。贷款期限为1年至3年（含3年）的，加1．8个百分点；期限为3年至5年（含5年）的，加2．16个百分点；期限为5年至10年（含10年）的，加2．34个百分点。
第九条 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应从本项贷款回收的利息中向受托贷款人支付手续费，手续费率按不高于贷款利息收入的5％确定。

第四章 贷款程序
第十条 借款人申请本项贷款应向本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具有法律效力的身份证明（指居民身份证、户口本和其他有效居留证件）；
（二）住房公积金缴存凭证；
（三）购买自住住房的，提供合法的购房合同或协议书以及交款凭证；建造自住住房的，提供建设管理部门批准的建房证明文件和工程预算以及所建住房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大修自住住房的，提供合法的所修住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四）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资料。
第十一条 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收到借款申请及符合要求的各种材料后进行初审，在十个工作日内作出初审意见。对初审合格的，委托受托贷款人进行贷前复审。受托贷款人接受委托后，应在一个月内做出贷款复查结论并报告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
第十二条 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对贷款复查结论认为可行的借款申请，在十个工作日内作出同意给予贷款的答复，并与受托贷款人签订委托贷款协议。借款人应在接到答复后十五天内与受托贷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和抵押（或质押）合同并办理法律公证手续，同时委托受托贷款人办法贷款
合同履约保证保险及财产保险，在受托贷款人银行开立个人住房储蓄存款帐户。
第十三条 第十二条手续完成后，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用转帐方式将资金划转到受托贷款人的委托贷款基金帐户。

第五章 贷款抵押或质押
第十四条 借款人申请本项贷款应以本人购、建住房在建工程或本人合法拥有的房地产作为抵押，或以本人合法拥有的有价证券作为质押。
第十五条 本项贷款抵押按下列要求办理：
（一）受托贷款人应对抵押物估价或委托有关机构估价，所需费用由抵押人即借款人负担，抵押率最高为抵押物估价值的50％；
（二）以购、建住房在建工程作抵押的，在未取得房地产权证之前，应持与售、建房单位依法签订的有效购、建房合同，到在建工程所在地县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抵押登记备案手续，同时出售、建房单位提供担保，待工程竣工交付使用后，持《房屋所有权证》办理正式抵
押登记；
以房地产作抵押的，应持《房屋所有权证》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有关评估、确认报告，到房地产所在地县以上人民政府房地管理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其中房屋未办妥《房屋所有权证》的，应代之以依法生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办理抵押登记备案手续，待办妥《房屋所有权证
》后，再据以办理正式抵押登记手续。
（三）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至借款人还清全部贷款本息时终止。合同中注明受托贷款人为抵押权人；
（四）抵押权设定后，所有能证明抵押物权属的证明文件（原件）均由受托贷款人保管，受托贷款人应出具保管证明并承担保管责任。抵押人即借款人不得将抵押物再次抵押、转移、出租、变卖和馈赠，且负有维修、保养、保证完好无损的责任，并随时接受受托贷款人和为本项贷款提
供贷款合同履约保证保险及财产保险的保险公司的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本项贷款质押按下列要求办理：
（一）受托贷款人应对出质人即借款人提交的有价证券进行查询和认证。
（二）出质人应将确认后的有价证券交付质权人即受托贷款人保管，质押合同自有价证券交付之日起生效，至借款人还清全部贷款本息日终止。
（三）质押期间，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物的责任，出质人对质押的有价证券不得以任何理由挂失或追索证券本息及收益。
（四）质押的有价证券兑现日期先于还款日期的，应选择以下方式处理：
（1）到期兑现用于提前清偿贷款；
（2）转换为定期储蓄存单继续用于质押；
（3）用质权人认可的等额有价证券调换。

第六章 保险
第十七条 借款人应委托受托贷款人与指定的保险公司为本项贷款办理贷款合同履约保证保险及财产保险。
第十八条 贷款合同履约保证保险及财产保险的保险内容与责任按保险公司有关规定执行。保险期限应与贷款期限一致。投保额按贷款本息总额确定，保险费按“投保额×3．5％×保险年限”计算并一次付清。
第十九条 办理贷款合同履约保证保险及财产保险所需全部费用由借款人负担。
第二十条 抵押（或质押）期内，保险单由受托贷款人保管。借款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中断或撤销保险，否则，受托贷款人有权代为投保，一切费用由贷款人负担。在保险期间，抵押物如发生保险责任范围以外的毁损，由借款人负全部责任。

第七章 贷款使用及偿还
第二十一条 借款人应当将本项贷款资金专项用于购、建、大修自住住房，不得挪作他用。其中用于购买、共建职工自住住房的，借款人不得自行从帐户中提取本项贷款资金，应委托受托贷款人将资金划转到售房、建房单位的银行帐户。
第二十二条 借款人应在双方约定的贷款期限内（节假日顺延），按月均还款办法归还贷款本息。其公式：
ｎ
ＡＩ（1＋Ｉ）
每月等额偿还贷款本息＝－－－－－－－－
ｎ
（1＋Ｉ） －1
其中：Ａ为贷款本金；ｎ为贷款（月）期数；Ｉ为贷款月利率。
第二十三条 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额度偿还贷款本息的，逾期部分按银行有关规定加收罚息，以后还款须先补还逾期尚欠本息。
第二十四条 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还款在一至三个月（期）内的，受托贷款人应每月及时发出催交通知书；超过三个月的，受托贷款人应于第四个月起通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应继续向借款人催交三个月，如借款人仍未按合同约定偿还逾期部分贷款本息的，由保险公司即时代为偿还贷
款本息，并在此以后按抵（质）押贷款合同规定按时交付欠款，直至投保人恢复履行抵（质）押贷款合同或保险公司付清投保人的全部欠款为止。受托贷款人在取得保险公司代为偿还逾期贷款本息后，将抵押物（或质物）的所有权益通过合法手续让渡给保险公司。
第二十五条 借款人如提前偿还贷款，应经受托贷款人同意，已计收的贷款利息不再调整。提前还清全部贷款本息的，借款人应持受托贷款人的书面证明，向保险公司提出申请，保险公司经核实后按实际贷款期限（以年计算）计算应收保险费，退还多余的保险费，保险责任终止。

第八章 借款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第二十六条 借款合同需要变更的，必须经借、贷及保险三方协商同意，并依法签订变更协议。其中借款人要求提前还款的变更，按第二十五条办理。
第二十七条 借款人在还款期内死亡、宣告失踪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其财产合法继承人、受遗赠人或法定监护人继续履行借款人所签订的借款合同。
第二十八条 抵押人（或出质人）即借款人还清合同规定的全部贷款本息后，抵押物（或质物）返还抵押人（或出质人），借款合同终止。

第九章 违约及处置
第二十九条 借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违约或无法履约：
（一）6个月以上不按合同约定偿还贷款本息；
（二）擅自改变本项贷款用途，将资金挪作他用，或阻挠、拒绝受托贷款人及为本项贷款提供贷款合同履约保证保险及财产保险的保险公司对贷款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三）提供虚假文件或资料，已经或可能造成贷款损失；
（四）未经受托贷款人同意，将抵押物或质物拆迁、出售、转让、赠与或重复抵押；
（五）借款人在还款期限内死亡、失踪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无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或其法定继承人、受遗赠人、法定监护人拒绝履行借款合同；
（六）违反本办法和借款合同、抵押（或质押）合同、保险合同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条 借款人有第二十九条所列违约或无法履约情形的，为本项贷款提供贷款合同履约保证保险及财产保险的保险公司有权依法处置抵押物或质物，所获价款按下列顺序分配：
（一）扣缴处置抵押物（或质物）有关税款；
（二）偿还借款人所欠全部贷款本息及违约金；
（三）支付处置抵押物（或质物）的费用；
（四）剩余部分退还借款人。

第十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项贷款额度不足借款人实际应付购、建、大修住房款的50％的，借款人可就不足部分向住房资金管理机构申请其他住房资金贷款，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执行，其他事项参照本办法办理。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海南省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1998年6月12日